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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述论

作者:杨凤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点击:: 日期:2016-11-22

     内容提要:从认识历程看,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比较集中地关注和言说的波峰主要是1958年冬至1960年、中苏论战高峰期及1970年代上半期。从内容结构看,毛泽东关注和言说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典主要集中于唯物辩证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原则、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效果,其症结在于是否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不带理论的有色眼镜看现实、剪裁现实。
  关 键 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苏论战;唯物辩证法;阶级斗争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710001)。
 
  如何看待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一直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虽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规范概括和命题,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之际由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总结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①但是,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这一命题在改革开放之前实际上已经存在了,有的时候,还呈现出相当的自觉性和明确性。从马克思主义认识史的角度看,如果说在前延安时期,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多的是学习、领会,进而把握和初步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理论准备不足是公认的,因而一边革命一边学习。简言之,边干边学成为中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点),还谈不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自觉问题意识,那么到了延安时期,“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1930年代初期的“左”倾错误,毛泽东1965年曾经谈道:“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②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当年对马克思主义懂得少,尚不能融会贯通;二是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生搬硬套,导致教条主义盛行。这里的重点还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也是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曾提出有“真的马克思主义”“假的马克思主义”“香的马克思主义”“臭的马克思主义”的形象说法。正是在上述自觉意识下,毛泽东为全党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原则立场。这一立场在后延安时期一直延续下来,且不断被重申。但是,毛泽东并未因此停止思考和言说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解决。随着执政后新问题、新考验的接续出现,毛泽东给出了一系列回答,这些回答作为历史镜鉴自有其意义。
  从上述考量出发,本文尝试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客观梳理和分析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历程、侧重点和特点。本文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马列原典的言说、引用为依据进行考察和分析。换言之,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阐释,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却不是本文的主要考察对象,况且学界在该方面的研究已经很丰富。当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态度,学界研究也很多,但多为理论分析尤其是哲学分析,笔者则取思想史的理路,重在梳理认识的变化历程及其历史背景,并努力发掘其内涵的历史启示。本文拟从认识历程、主要思想构成、历史经验或思想镜鉴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
  按照历史逻辑即纵向的认识历程来看,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应用和阐释从未间断过,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地关注和言说的波峰,主要发生于1958年冬至1960年、中苏论战高峰期及1970年代上半期。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关注和应用是密切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展开的。
  执政全国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原理于实际工作中运用的首次集中体现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主要以过渡时期理论为核心,涉及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化和工业化等内容。无论是过渡时期这一概念,还是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即所有制改造,均源于马克思尤其是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如果说马克思谈过渡时期只有寥寥数语,那么,列宁讲得就比较多了。因为对于过渡时期,马克思还只是设想,列宁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和实践。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中讲道,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③翌年1月,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再次谈道:“过渡时期这一套政策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上我们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不过在实施这些原则的形式上、细节上,有些新的东西,有些经验。”④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可以说是对过渡时期理论的集中阐释和应用,其中不乏长篇幅的马列原文引用。这个“提纲”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而且加写了几段话,可见其重视程度。它典型地反映出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重大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认识和应用。“提纲”阐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体内容的部分里,引用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有一个转变时期的论断,接着主要引用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以及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结构、政治力量构成以及由此决定的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等论述,通过这些引用说明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的马克思主义依据。“提纲”在论述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主要引用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关论断。列宁的论断主要涉及农民作为劳动者趋向社会主义、作为私有者趋向资本主义;通过合作社改造个体农民;不能强迫命令而应当采取谨慎的办法等。斯大林的论断主要包括工业化与小农经济的矛盾只能以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来解决,只有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工农联盟才能巩固等。“提纲”在论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主要引用了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几段文字。毛泽东本人也不止一次地谈及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遵循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学说包括赎买设想。例如1953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问题时说:“列宁在1918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⑤1955年10月29日,在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及:“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⑥“提纲”论及工业化时主要引用的是斯大林的有关论断,包括工业化的重要性、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重工业为主的道路等。
  从“提纲”对马列主义原典的引用看,主要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论述。原因很清楚,他们在实践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更切合中共的实际需要。如果我们将考察的视野放宽,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在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上,一旦引用马列原典,主要是列宁尤其是斯大林的,这是由当年的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1950年代集中力量首先翻译出版《斯大林全集》就很能说明问题。当然,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其他问题上对马列主义包括斯大林著作的引用,主要体现为基本原则和目标的遵循,而不是具体结论和做法的亦步亦趋。
  从纵向的时间段看,就毛泽东本人而言,比较集中地言说和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波峰发生在“大跃进”时期。其间,毛泽东不但号召干部而且自己带头读马列原著和理论书籍,力图从马列主义经典中,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总结中,寻找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蓝图等问题的答案或者答案依据。早在1958年11月,毛泽东给党内中高级干部写信,提出读两本书: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要求大家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他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⑦翌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又提议读两本书,一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二是苏联哲学家编的《哲学小辞典》(第三版)。
  依据现有资料,1958年11月,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实际尤其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表了近万言的看法(包括谈话和批注,主要是谈话),涉及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所有制等重大问题。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间,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一起读苏联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边读边议。客观地说,这本教科书更像历史概括和工作总结,谈不上是真正的经济学。彭德怀曾给毛泽东写信说:“读完此书感到是一本技术经济学。”⑧毛泽东对此书的评价也不高。这当然受制于社会主义历史较短的现实。由于教科书的特点是系统全面,所以谈话涉及的问题也就很广泛,难免琐细、零散,且大量的内容是讲历史和现实,只是借教科书做由头而已,实际上与经济学理论没有直接关系,一些重要观点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已经讲过。尽管如此,综观毛泽东的谈话,其中还是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表达了一些重要观点,反映出当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特点和思想倾向,其中既有深邃的发问、闪光的思想,也有作为革命家和时代的鲜明印记(后文将进行具体概括和分析)。
1960年代上半期,在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大论战的高潮期,即发表7篇重头文章(被称为“前七篇”)和“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期,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形成了集中关注和言说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波峰。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并未直接或以他的名字写文章阐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但“前七篇”和“九评”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筹划和指导下撰写的。特别是在“九评”撰写过程中,毛泽东主持无数次讨论,审阅和修改评论文章,它们毫无疑问地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年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和理解。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在处理国际国内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提出诸多新观点、新论断,由此引发毛泽东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考、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其背后也蕴藏着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不过首要的、明确的或者占压倒优势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1958年以后中苏关系的蜜月期结束,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由隐伏与隐忍逐步公开化、尖锐化。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3篇长文,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3篇文章的针对性很强,就是否定苏共在相关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只不过没有点明。早在1960年1月,毛泽东于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和平过渡的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观点,我们要写一些文章,批判这个东西……来他一次全国性的活动。”在和平过渡、战争与和平等原则问题上,“公开表示我们的意见”。⑨4月中旬,毛泽东连续3天审阅和修改由陈伯达起草的《列宁主义万岁》。20日晚,又与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一起谈胡乔木起草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⑩由此可见,上述文章对毛泽东的思考和观点的反映程度。
  以上3篇文献中,《列宁主义万岁》的理论性最强,内容最全面、系统,核心是要说明当今世界虽然与列宁在世时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部完整的学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充沛的生命力”,对这些学说的忽视、质疑和批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就是现代修正主义。《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主要是结合历史和现实、用一系列事实证明列宁在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的思想正确,核心是要说明帝国主义是和平的主要威胁,帝国主义的战争本质没有变,提醒人们切不可麻痹大意,产生和平主义幻想。《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列宁主义就是革命的代名词,革命是马列主义的灵魂。3篇文献各有特点和侧重,但都密切结合现实立论,都频繁地征引马列尤其列宁的原典,目的就是捍卫列宁主义。
  1960年后,面对来自苏共及其他国家共产党对中共“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的批评和指责,《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于1962年底至1963年春陆续以社论和编辑部文章的形式发表7篇重头文章,其中有3篇理论性较强。具体而言,发表于《红旗》1963年第1期的《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通过大量引用列宁的原话,分析时代特征、帝国主义战争本质、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过时、现代修正主义的国内外根源以及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性。发表于196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借批评陶里亚蒂等人在战争与和平、核武器与核战争、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和平共处、“结构改革”即和平过渡等问题上的观点,申明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该文发表后,陶里亚蒂认为其缺乏明确性,是教条主义,表示要继续争论。于是,《红旗》杂志编辑部撰写了长达9万字的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于《红旗》1963年第3、4期上。文章引经据典,在历史与现实、理论阐述与事实举证的结合中进一步分析了中共同陶里亚蒂的争论,阐述了中共的相应立场,该文实际上是借陶里亚蒂对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做了一个初步总结。毛泽东在该文最后定稿时写下这样的评语:“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11)实际上,7篇文章均经过了毛泽东审阅,且或批示或口头表示“写得很好”,有的文章例如《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还不止一次审阅并有修改。(12)
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最后由毛泽东审阅定稿,包括题目都是毛泽东定夺的,并经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建议”共有25条,其中相当多的内容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尤其列宁主义相关理论的理解和运用。针对中共中央的“建议”,7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指名道姓地公开批评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阐述他们对时代、对国际共运一系列问题的观点。由此,从1963年7月到1964年10月,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中共总共撰写和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著名的“九评”。由于“九评”属于论战文章,所以事实举证和批驳对手的文字占据了大部分篇幅,不过这一论战的源起和归宿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所以始终贯穿着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言说。单就马恩列斯的原文引用率和理论阐述分量而言,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第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第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较为突出。
  从《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起,中经“前七篇”,再到“九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始终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阐述方式。如果说《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主要是正面讲道理,那么“前七篇”则重在批判国际共运中的“现代修正主义观点”和行为,不过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字,“九评”则是直接针对苏共和赫鲁晓夫展开系统的批判。从马克思主义认识史的角度看,中共中央捍卫的有着直接原典依据的马列主义理论主要是:(1)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尤其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仍然适用于现时代。尽管战后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没有变,掠夺世界、发动战争的本性没有变。只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与和平力量的增长,致使其不敢发动战争而已。一旦发动战争,将会引起本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最终埋葬帝国主义。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真正消灭战争,实现永久和平。只要世界上还存在资本主义、存在阶级,就不可能消除战争。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因此,不能笼统地害怕和反对一切战争,相反,革命战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2)由此出发,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在坚持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同时,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定不移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支持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3)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承认不承认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但是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13)(4)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国家是阶级斗争、阶级压迫的工具。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就不可能是全民的;政党和国家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全民党”。
  上述概括,仅是就论战中最重要、提及频率最高的理论观点而言,实际上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要复杂得多。例如,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虽然主要的列举事实、理论阐述并不多,却能从中看出中共中央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的时代特点,文章将南斯拉夫放弃指令性国家计划,允许创办和发展私人企业,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鼓励企业自由竞争,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的手段等,统统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证据。这反映出当年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高度认同。撇开中苏论战的全面评价不谈,仅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这一视角看,中共比苏共更忠于马列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的原有思想及其逻辑,原典征引可谓信手拈来、游刃有余。苏共在该方面则往往捉襟见肘、漏洞频出。但另一方面,中共对时代和现实的解释明显戴着理论的有色眼镜或者过滤镜,依据理论去剪裁现实;苏共则更多地看到时代的变化同时更多地考虑到实际利益,因而力图调整甚至创新理论,虽然这种调整时常显得仓促和力不从心。
正是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1964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指出:“中央认为,目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好时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为了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进攻,我们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14)选读著作包括马克思8部、恩格斯3部(另附2部)、列宁15部、斯大林5部,还有普列汉诺夫3部,均是各位经典作家的名著,也是中共历史上不断提出要学习的。这个批示由中宣部代拟,经毛泽东审阅并批示“很好”。(15)实际上,早在1963年7月1日,毛泽东便召集党政军宣传领域的负责人陆定一、萧华、徐立群等开会,提出要出版一批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供干部阅读,并印一部分大字本。要中央宣传部开出一个书目来,报他批准。(16)这批著作于1964年5月出版。
  毛泽东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应用的最后一个波峰是1970年代上半期。其大背景是“文革”第一阶段的“天下大乱”基本结束,之后要实现“天下大治”。这里便有一个统一思想的任务,其重要一环是学习。恰在此时,出现了陈伯达“反党事件”。1970年8月,他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引经据典地维护林彪有关毛泽东是“天才”的说法,证明称天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严厉地批判了陈伯达,号召全党同志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17)。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18)。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审阅、圈定,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规定了阅读书目,即马恩列斯6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选读)、《反杜林论》(选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国家与革命》(选读);毛泽东著作5本:《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2月29日,毛泽东在姚文元的学习报告上批示,要求274名中央委员及1000名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地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不断发表号召干部和党员学习马列主义的社论以及谈学习体会的文章,从而形成一直延续到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才告一段落的理论学习高潮。这次学习的特点是从“天才”问题入手,上升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哲学高度,重点围绕认识论问题进行学习和批判,从中央规定的阅读书目也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和侧重。当然,这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是服务于“文革”政治,从理论上强化人们对“文革”的认同。1971年12月“两报一刊”社论言道:“为什么有的人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上当受骗呢?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什么是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教训极其深刻。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继续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19)这一诉求贯彻学习运动的始终。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传达了四届人大会议筹备期间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谈话,主要内容:写文章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20)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根据毛泽东指示选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共32条,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马克思)的10条,列宁的22条;出自《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语录最多。从内容上看主要围绕如下方面:一是,关于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关于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断。二是,关于剥削阶级因被推翻而凶猛十倍地反抗,因而无产阶级必须借助专政无情地镇压反抗者的论述(主要是列宁的语录)。三是,关于清除旧社会的种种痕迹尤其是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因而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主要是列宁的语录)。四是,商品生产、按劳分配等“资产阶级法权”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加以限制的论断。五是,关于同工人、共产党员和干部中的旧思想旧习惯、机会主义作斗争的论断(主要是列宁的语录)。六是,关于消灭三大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蓝图和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体现的共产主义精神的论述。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运动中,报刊上发表的关于批判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今译“资产阶级权利”)的文章数量最多。自1976年开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运动告一段落,也可以说是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与新一轮集中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密切联系在一起,服务于新的政治运动。这里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如果说九届二中全会开启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运动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自1975年开始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则因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成了重点。《红旗》杂志专门刊文号召人们《学一点政治经济学》。原因很清楚,要搞懂资产阶级法权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而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社会主义的理念,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看上去就非常完整了,而且符合逻辑。那么,这是否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富有战略思考的有计划安排呢?依据现有资料看,这主要属于历史巧合。
  从横向的内容结构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关注和言说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典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唯物辩证法
  熟谙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工具(或方法论)意义,是毛泽东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鲜明特点。1961年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21)
  至迟从延安时期开始直到毛泽东去世,他始终强调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而且在这方面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1962年9月,毛泽东接见非洲客人时谈道:“也许一万年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会变成某种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唯物辩证法是不会变的,它是绝对真理,其余的都是相对真理。”(22)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在对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启蒙中,还是号召干部开展系统的理论学习中;无论是在《毛泽东选集》出版尤其是重新发表《实践论》《矛盾论》所引起的学习热潮中,还是在批判胡适思想等运动中(这些批判本身的对错暂且不论),毛泽东均不断提到借此宣传辩证唯物论,让干部与知识分子学习、熟悉和应用它的任务。
  从毛泽东的个人兴趣上讲,他一生都保持着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关注,时常于百忙中阅看哲学学术争鸣文献,或者与一些理论工作者讨论哲学问题。可以说,除中国文史典籍外,毛泽东最感兴趣的就是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言说特别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认识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
  毛泽东明确讲过,哲学就是认识论。(23)新中国成立后,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对自己发表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而阐述认识问题的《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24)。195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劝同志们要学哲学”,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25)。类似的话,他讲过多次。(26)1963至1965年间,毛泽东数次提出干部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他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专门加写了一段文字,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提出“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认为“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27)毛泽东对自己在认识论方面的理论阐释也是比较满意的,在1964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提出:“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28)实际上,毛泽东讲辩证法也主要是从认识论角度立论。
毛泽东讲辩证法所论最多的是对立统一规律或曰矛盾的规律,这和他特别服膺列宁在该问题上的认识有关。在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其中一段专门论及唯物辩证法,并多处引用了列宁等人的原话,核心是说明,按照列宁的思想,“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抓住了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29)同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30)上述观点,毛泽东日后不断论及,例如,“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各种哲学范畴“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31)《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总结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观点时,第一条讲得就是“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32)。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总结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第一点就是“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正是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基于此,他提出马克思主义要允许批评,要允许人们接触和研究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33)这里包含着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贵思想、包含着真理论的闪光思想。但同时,正是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毛泽东过分强调事物与思想的矛盾、对立、斗争的一面,甚至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由此走入误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史的角度看,这往往会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影响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体系的有效对话与辩论。列宁说过,真理就是真理,越过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诚哉斯言!
  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原则与规律
  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社会主义部分)为中心,结合马恩列的有关理论,思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是毛泽东集中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内容。这主要发生在“大跃进”时期(其他时期则很少谈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关注的是社会主义经济法则、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生产关系(包括“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等。“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际特别是矫正一些过“左”的想法和做法,是毛泽东思考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首先,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客观性问题。“大跃进”的特征之一是浮夸风,即罔视客观经济规律,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理论界一度有人提出客观规律可以被消灭的观点。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在1958年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特别赞赏书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是客观存在,人们可以认识和自觉运用但必须遵从的观点。在当年看来,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经济法则是有计划按比例,由此,毛泽东强调,斯大林关于“计划经济这个法则是客观的,跟以人们的意志制订的东西要加以区别,这很值得研究。他说主观计划要力求适合客观法则,他提出了问题”(34)。在读第一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内容时,毛泽东批注“这是完全的重要的一章”(35)。
其次,关于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大跃进”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共产风”,其中就包括急于消灭商品经济,搞所谓“产品经济”。基于此,毛泽东大谈特谈斯大林在该问题上的观点,大谈特谈中国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重要性。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章讲商品,第三章讲价值法则,他表示“我是相当赞成这里头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很有必要”(36)。从斯大林的观点出发,毛泽东主要强调:(1)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要“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37)。(2)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现在要利用这个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38)(3)社会主义国家部分生产资料也可以成为商品。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品生产只存在于生活资料领域,毛泽东则进一步提出部分生产资料也可以成为商品,例如国家将农业机械作为商品卖给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关于上述观点,毛泽东在1959年冬到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有表达。
  有商品经济就有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在该问题上的认识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规律对于企业搞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的工具意义,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39)。二是,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决定性调节作用,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起作用的是计划,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40)由此不难窥见,毛泽东对价值规律的微观经济作用是承认的,对其宏观经济作用则是大加保留的,这反映了当年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
  再次,关于生产关系问题。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指出,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他认为,马恩列斯对这三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楚这一条”(41)。由此,他力图在理论上有所前进和拓展。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毛泽东指出有全民和集体两种形式,从发展角度讲,集体所有制要发展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要发展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鉴于“大跃进”时期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过渡的错误,毛泽东强调要划清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界限,不要“急急忙忙往前闯”。当然,他又对所有制不断提升的前景抱有理想化的期待。
  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毛泽东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他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在他看来,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如何管理的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他最关心的是如何让普通劳动者参与管理的问题,他从中国的经验出发,做出了一些总结:“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42)由此,毛泽东还十分关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资产阶级的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比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跟群众接近,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是靠工作能力来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方面必须破除,坚决要破,经常要破,破了又生,生了又破。(43)到了“文革”后期,毛泽东再次提出限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可见他对这一问题难以释怀。就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而言,一方面蕴含着可贵的权利平等思想,蕴含着对普通劳动者参与经济社会管理的重视与期待;另一方面,又存在误读和泛化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的问题。例如,“资产阶级法权”是特指按劳分配所体现的等价交换原则,其是资产阶级确立的但并非属于资本主义,因而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加以限制(1980年代学界对此进行过相当深入的讨论)等。
关于按劳分配问题,一方面毛泽东反复强调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这些原则必须落在实处,必须坚决制止“共产风”;另一方面,他更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精神激励的作用。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几乎每一次碰到教科书论及个人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和重要性时,毛泽东都会提出异议和批评,认为“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他下结论说:“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44)实际上,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已经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斯大林的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是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45)重政治挂帅、精神激励,轻“物质刺激”、个人利益,可以说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这其中既有战时共产主义精神的延续,又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
  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作用的问题,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的基础上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46)他以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发生于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大发展出现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为例,说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当然,毛泽东也承认“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47)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比,毛泽东对生产关系给予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为关心也更为重视,这自然和其革命家出身、国家领袖地位有关。
3.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
  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可以说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是毛泽东除唯物辩证法之外关注最多、思考最多、言说最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无论是中苏论战涉及的时代特征、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国际问题,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构成与主要任务等国内问题,毛泽东谈论它们时无一不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相联系,或者说无一不以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只是表现形式与范围不同,或国际或国内而已。
  作为革命家出身的毛泽东一直将阶级斗争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核心。实际上,与他同时代的诸多革命家如李大钊、蔡和森等也是如此看待马克思主义的。193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表示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就确立了这一认识。新中国建立后,1956年至1957年春,毛泽东一度在阶级斗争理论上有所调整、和缓,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此后,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再度高调、收紧,尤其是进入1960年代以后,无数次地讲道:“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第一是阶级斗争”;“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政治经济学也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不是阶级和平的学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等等。(48)
  实际上,中苏分歧和论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对待阶级斗争学说。在毛泽东看来,苏共在时代特征、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国际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均是背弃马列主义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理论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与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与工人阶级,他们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至于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存在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甚至谈论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更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理论的背叛。从1960年代起直至“文革”,毛泽东不断提起列宁的论断,即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中间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
  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密不可分。在与苏共论战的文章中,在“文革”期间的重头理论文章中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列宁关于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疯狂反扑的论断,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产阶级的论断,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蜕化变质的论断等被高频率地引用,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实际上,综观这类引用,翻来覆去就是那样几段,资源并不丰富,却被发挥到极致。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指出,是否承认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正因为此,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巨大发展。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理论,尤其是列宁主义更可以视为革命的学说。因此,将阶级斗争与革命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甚至核心(毛泽东在读苏联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说一看到“革命”两个字就高兴),对革命领袖革命政党来讲并无不可。况且,中国共产党的成功革命便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知。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内容十分丰富。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固守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理论,胶着于过去的革命与斗争思维,实践证明弊多利少甚至严重障碍社会的正常发展。
  综观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其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当然,这是自延安整风就明确的指导思想)。无论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无论是思考经济、政治建设还是文化建设,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问题,无论是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还是思考、分析现实问题和实际工作,无论是对党内外干部群众讲还是对国际友人讲,毛泽东都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
  一方面,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坚信不疑,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不会过时,等等。另一方面,反复论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不要“怕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等等。(49)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最重要的就是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春天,毛泽东提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成功地实现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50)
  换个角度讲,一方面,毛泽东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对教条主义可谓深恶痛绝,因为在这方面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鉴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国际国内背景,毛泽东又非常警惕修正主义。他不止一次地讲过马克思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但基本原理没有过时。他明确提到的可以改变的个别结论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爆发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预测,其他的少有提及。(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是否算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毛泽东那里有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灰色地带”。马恩列斯经常并列,似乎斯大林是其中的一员;但是,1956年以后随着斯大林错误被揭露,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和评价显然不同于对待马恩列,似乎斯大林又不算或者不能完全算得上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如果说,1956年之前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更多地是把斯大林算在经典作家行列里,那么,之后就有了微妙的变化。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诸多观点和结论不但没有固守而且经常给予明确批评,这与毛泽东对待马恩列的态度和高度评价形成鲜明对比)在1957年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51)同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又一次提出当时“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52)。这一判断此后被不断重申和拔高,并且由原来侧重国际“反修”发展到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防修”并重,再到将国内“反修防修”视为当务之急、第一要务。实际上,从中苏论战开始一直到“文革”时期,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发问与思考一直没有间断,但其参照物是所谓的“现代修正主义”,而被视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些观点,起码表达者在主观上不是要背叛马克思主义而是力图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容易产生误判,在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也容易出现偏离。
在中苏论战的特定背景下,毛泽东更关心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从基本原理到具体结论的坚守。毛泽东讲话、写文章很少引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他自己也曾经谈过这一特点,他并不反对引用原文,但更主张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说自己的话。但是,在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审阅的文章很多都是尽可能大量地引用马列主义原典。“文革”时期,中共十大召开前,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论及十大的政治报告时,提出“应多引用一些马、列的话”(53)。由此也可以窥见其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微妙变化。
  不管怎样,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一如既往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掌握其立场与方法,尤其是将唯物辩证法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重要意义,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留给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精神遗产。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无论在正常时期例如1950年代上半期和1960年代初期,还是在曲折时期例如“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毛泽东都没有放弃过上述原则,且言说频率几乎一样高,那么,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呢?其中原因固然复杂,但有两点不能忽略:一是客观地、全面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的各具体结论放在整个体系中考量、放在其当年的言说背景中把握,努力做到完整、准确,只有如此,才可能做出较准确的解读,决定取舍或者调整、修正。否则,就容易出现一方面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实用主义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的矛盾状况。二是真正如毛泽东所倡导的那样,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戴理论的有色眼镜看现实、剪裁现实。所谓现实,一个是时代,一个是实际。进一步言之,放眼全球,正视时代的变化,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特征,科学认识中国在世界体系和时代变革中的方位;深入实际,不带理论成见地去体察民众的需求,把握其发自内心的意愿,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回顾历史,无论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中共八大前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较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较大创新和发展,均和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大势和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相关,而在“文革”时期,我们看到,同样重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重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学习,结果却是负面的,其中无法否认的一个原因是戴着理论的有色眼镜看现实,有选择性地结合实际,主观主义地解读民意,无法真正认识时代发展、世界大势,缺乏真正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史为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的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原则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显得尤为重要。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7期)
  注释:
  ①“三十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参见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08-809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6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9页。
  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17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9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2页。
  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22页。
  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0页。
  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75-377页。
  (1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92页。
  (12)参见崔奇:《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125-148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15-531页。
  (13)关于“和平过渡”道路,毛泽东从内心里始终不赞成。苏共二十大以后,通过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阐述十月革命是各国必经的道路、反映革命的基本规律,表达对暴力革命的信守。不过,在中苏关系良好期间,为照顾国际共运的团结,毛泽东还是承认存在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两条道路。但他强调的和平过渡是有条件的,即社会主义力量、国际无产阶级力量占据了绝对优势,“少数国家”“几个小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即便如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要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强调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只能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而不能作为战略;强调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等等。(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5、39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6-547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55、605页等)但是,到了“九评”时期,提法则绝对起来,即认为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和平过渡是散布幻想,瓦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37页。
  (15)选读的具体书目及毛泽东的批示,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48-251页。
  (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5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5页。
  (18)《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1970年9月6日)》,《人民日报》1976年9月10日。
  (19)《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人民日报》1971年12月1日。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13-414页。
  (21)《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4页。
  (2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2页。
  (2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0页。
  (24)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页;《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6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1-322页等。
  (25)《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5-396页。
  (26)《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27)《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3-324页。
  (28)《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9页。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3页。
  (31)《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6页。
  (3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33)《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1-232页。
  (3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98页。
  (3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7页。
  (3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99页。
  (3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4页。
  (3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99、505页。
  (3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40)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1998年,第61-62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8页。
  (4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17页。
  (42)《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5页。
  (4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97页。
  (4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56-257、280、283-285、288页;《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
  (45)《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行,1998年,第65-67页。
  (4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9页。
  (47)《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1-132页。
  (48)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9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4、404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8、183、196、388、533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5页;等等。
  (49)《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1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5、591页。
  (5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0、556页。
  (5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1页。
  (5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
  (5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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