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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学习毛泽东,也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作者:李君如   来源: 点击:: 日期:2006-01-09

  50多年前,新中国诞生前夕,周恩来提出要“学习毛泽东”。值此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来临之际,联系近几年在学习和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程,深深地感到:学习毛泽东,学无止境。过去学过,现在还要学;现在学了,以后结合新的实践还要不停地重新学习。这里仅撷取几个镜头,以告慰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闪耀着指导思想的熠熠光辉,仍然在新的实践中富有生命力地不断发展着。

  镜头之一:执政党必须实行统筹兼顾方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里,首先要对执政党的特点及其应采取的基本方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党尚未在全国范围执政之前,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搞革命。这就要通过阶级分析,组织阶级队伍,同敌对阶级展开殊死的斗争。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如果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难以整合整个社会。更何况,一个执政党必须对它执掌政权的这个国家的所有人负责。这是我们研究执政党理论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认识问题。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左”的思想的影响,以及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要讲清楚这一问题并让人信服,并不容易。

  学习毛泽东,使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理论指南———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阐述这次党代会的目的和宗旨是要“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时,明确地指出:“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1957年,他进一步明确提出:“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我们管事”即我们已成为执政党了,执政党的方针就是要对所有的人负责。他说:“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住。”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毛泽东深刻阐述了“统筹兼顾”这一执政党的思想:“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请注意:他讲的是“人口”,而不是哪一些“阶级”。毛泽东还特地设问道:“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特别是统筹兼顾的思想,告诉我们:执政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正视人民群众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关系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实际情况,采取统筹兼顾的方针。这对于我们正确处理改革开放过程中各方面的关系和矛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时也是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大调整。这种调整是必要的,但又不能顾此失彼,而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绝大多数人都能受惠。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执政党整合社会各种力量,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进一步用“统筹兼顾”的方针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拓展了统筹兼顾的对象和范围,提出了“五个统筹”,即在锐意改革中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可见,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在今天不仅仍然是我们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且已经在新的实践中赋予了它更多的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内容。

  镜头之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在党中央重视统筹兼顾方针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的社会阶层?

  在许多人看来,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那种个体的或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与此相联系的社会阶层就是个体劳动者和资产阶级。其中,“私营企业主”就被看成是新型的资产阶级。这样的观点,往往会被许多人认同,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中国革命中遇到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时,有许多创造性的贡献。那么,他是怎样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呢?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一可操作性很强的著作中,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区分阶级阶层时,不仅看各个利益集团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或占有多寡,而且看他们是否参加劳动,看他们的生活来源是否主要从劳动中获得以及获得的比重是多少。比如他说:“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他还说:“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也就是说,是否劳动,是否以劳动为生,是区分阶级的重要标准。地主与富农的区别,主要就是地主不劳动,富农参加劳动;富农与中农的区别,除了生产资料多寡以外,主要是富农“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或大部”,而“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与贫农的区别,除了生产资料多寡以外,主要是“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贫农与工人的区别,主要是“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尽管没有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属于什么阶级,但是他研究阶级阶层的方法对我们是有直接启迪意义的。这就是不仅要看他们的生产资料占有状况,而且要看他们是否劳动,要看他们的生活来源是否主要是通过劳动获得的。

  经过全国范围内大量的调查研究,我们获得的基本情况是:(1)现在的私营企业主,是在我们党的改革政策和带头致富号召下发展起来的,许多人本来就是劳动者;(2)现在的私营企业主,绝大部分没有脱离劳动,他们从事的经营管理是劳动的重要形式,至于民营科技企业的业主大多是科技工作者,企业的产品即他们或他们参与研制的科研成果,科技工作更是劳动的重要形式;(3)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不仅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它们从事的大多是复杂劳动,创造着比简单劳动多得多的价值;(4)现在的私营企业主相当多数拿工资,以劳动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不少私营企业主在工资之外还有凭借各种生产要素获得的非劳动收入,其用途很复杂,有资助社会公益事业的,也有用于个人消费的,但调查数据表明,他们的税后利润近80%都用于扩大再生产(国家法规规定不得低于50%),即主要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是既占有生产资料,又从事着复杂劳动,既有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又有合法的劳动收入,而生活来源主要靠劳动的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出现,在社会主义“普照的光”下发展,正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也就是说,他们与过去的资产阶级不同,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当然,在研究这一新情况时,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难题是:如何看待他们在短短几年、十几年中积累起来的资产?毛泽东的论述也给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在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曾经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四马分肥”的政策,即要求资本家将企业利润的3/4用于工人的福利费、国家的所得税和扩大企业设备的公积金,只准将1/4的利润归资本家用于消费。毛泽东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部分利润,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百分之二十五。”他还说: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重温毛泽东这些论述,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点是,他判断一种经济的性质,不仅看其生产资料占有状况,而且强调它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相联系,对谁有利;与此直接相联系的另一点是,他把企业积累下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固定资产看作是为工人和国家服务的资产,仅仅指出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因此总体上是把这部分资产归入“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范畴之内的。

  正是毛泽东这些重要思想及其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使我们在对当前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状况的研究中认识到:一方面,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成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从事着各种劳动。我们“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另一方面,要承认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积累了可观的私有财产,但同时要看这些财产是否为人民和国家服务。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正是基于这两点认识,我们认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第15—16页)

  镜头之三:吸收党员的主要标准不是社会成分

  在如何正确对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问题上,最大的难题是: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能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因过去有过文件规定,还是一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政治问题。

  党中央在研究和解决这一难题的时候,毛泽东关于“主要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创造性思想,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启发。

  当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无产阶级怎样领导革命,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课题;怎样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对此,毛泽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过程中,找到了“主要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同时,八七会议认为党的领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是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原因。因此,1927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提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1928年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分子入党。1929年6月在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还认为:“党的主要的弱点是无产阶级基础还不宽广,工人党员的成分仅占全党百分之七,重工业工人中党的发展极弱,支部生活多不健全,从斗争中吸收进来的积极分子还不见多,党的干部缺乏尤其是工人干部缺乏,……农村党员中还包含富农甚至地主的成分,农村支部多与群众混合。”可见,当时组织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大量发展工人党员,认为这样才能坚持和发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到1930年3月《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发展产业工人党员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还规定了从4月到5月中各地发展工人党员的指标。如广东工人党员要达到1000人,其中产业工人党员达到400人;河北工人党员要达到1000人,其中产业工人党员达到500人;江苏工人党员要达到1500人,其中产业工人党员达到800人;湖北工人党员要达到800人,其中产业工人党员达到400人;等等。但是,实际情况是:工人党员1928年6月占党员的比例还是10.9%,到1929年时减到7%,到1930年7月时又减到5.5%,1931年9月又降到1.6%。这一情况同当时党中央对组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部署正好相反。

  出现这个情况,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大革命失败后,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一个个农村根据地纷纷建立起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日益增多。而且,随着毛泽东认识到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党应该按照什么思路来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也突出起来。在1928年《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就提出了对“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实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这一重要思想。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又把“主要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具体化了。毛泽东提出:“以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是: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个决议还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这就是说,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要求,在实践中形成的。

  对毛泽东这一建党思想,当时在党内的认识并非是完全统一的。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党内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他们的口号是“只有真正无产阶级才能加入共产党”。针对这种情况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1933年5月29日苏区中央局发出了《关于纠正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错误倾向的决议》,在批评了这些错误的口号后,指出:“有不少的党部把党内从非无产阶级非半无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无差别的当作阶级异己分子和暗探一样看待。如最近一个时期中,有不少的在革命斗争中坚决,在工作上积极为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干部和党员,因为社会成分是从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被撤消了工作,被开除了党籍,其中少数是知识分子。这种错误办法,不仅使一部分坚决的积极的但是成分不好的党员,感觉没有出路而灰心,另一方面,正给了掩藏在党内的真正的阶级异己分子或暗探以武断宣传的武器。”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尖锐的斗争。

  一直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后,全党绝大多数同志才认识到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正确。所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起党在各方面的工作。”决议还强调“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这个决议,不仅体现了毛泽东主要从思想上建党而不是主要从成分上建党的重要思想,而且是党内较早阐述这个重要思想的重要文件。

  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央在这个问题的某些提法上,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有过一些调整,但基本精神没有变。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明确了党建的目标和任务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到1945年党的七大,根据毛泽东关于主要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要求,对各种成分的人的入党如何掌握,作了具体规定。

  七大党章的有关规定是:“凡新党员入党,均须依照下列规定,个别地履行入党手续,方能认为有效:(甲)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区委或相当于区委之机关的批准,并须经过六个月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乙)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一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区委或相当于区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一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甲乙两项所规定之介绍人的资格及新党员的候补期,在革命新发展地区,得由党的中央、中央代表机关或省委、边区党委规定临时办法变通处理之。

  (丙)除甲乙两项所举各种成分以外之其他社会成分的人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三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县委、市委或相当于县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二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这一重要思想,概括起来是这样几点:1、判断党的性质,主要不是看党员的阶级构成和领导机关成员的阶级出身,而是看党的主张即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

  2、吸收党员,要讲成分和阶级出身,但主要不是看他的社会成分,而是看他是否拥护党的纲领,并为之而奋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于来自非劳动阶级、阶层的革命分子,在入党时必须经过严格考察,以防止坏人混入并避免盲目地大批吸收入党)。

  3、党是共产主义熔炉,要教育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因为按照对党的纲领的态度来发展党员,党的纲领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分,愿意为最低纲领奋斗的人就可以加入共产党,但这不等于他已经具有无产阶级的最高阶级觉悟,党还要教育他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纲领的关系,为最高纲领而奋斗,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

  可见,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是既坚持马列主义,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他当年在农村领导革命,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工人,加上雇农,无产阶级的数量也不会多,因此提出主要从思想上来建设党。没有思想解放的魄力,这样一种有伟大创造性的理论是提不出来的。

  尽管我们今天遇到的情况与毛泽东那时还不完全相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照搬毛泽东当年的做法,但是毛泽东研究这一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则是我们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和学习的。

  总之,毛泽东思想对我们今天新的实践的指导作用,无非具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毛泽东的思想及其论断对我们今天的实践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如“统筹兼顾”思想;另一种情况是,毛泽东当年处理问题的一些思想和做法,虽然与我们今天研究的问题不同,有不同的针对性和对象,但对我们仍然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对我们解决面临的新问题有重要的启迪。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学习毛泽东,也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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