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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者:石仲泉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 点击:: 日期:2014-12-29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基础

    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两大理论成果。前者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后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无疑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一般地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殊地说,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将毛泽东哲学思想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基础,其基本理由有三。

    第一,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代又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各有其哲学思想,但根本的哲学理论体系(不是讲哲学的运用,也不是讲个别的哲学观点),都没有超越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没有超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框架,都是师承和源出于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深受毛泽东的影响。他在“南方谈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1]就是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并且,邓小平之后的中央领导也都是在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话语多来自毛泽东,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毛泽东一脉相承。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发展提出的主要任务,不是背离毛泽东哲学思想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全面系统地掌握和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解决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这并不是说不需要用新的哲学理论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而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践还不需要、也不可能创造出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哲学体系。

    第三,哲学理论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政治理论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不应当被理解为一一对应的关系。党的指导思想是政治理论。它的许多具体结论会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和更大的普适性,其基本理论自然比较稳定,“管用”的时间更长。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载体,是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根据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出的哲学阐发。同毛泽东的许多政治理论相比,它要稳定得多,不会在短期内丧失其真理性。因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增加而去生硬地“制造”与之相对应的哲学理论的做法,显然是幼稚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应用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造性地应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这其中既有直接的推进应用,也有反思的超越应用,它使抽象的哲学思想成功地转化为生动的政治理论,以及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理论根源,也是应用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达到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应用和发展、并且对我国最近30年的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哲学思想,可以归纳为12个方面。

    (一)实践标准观与改革开放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也是《实践论》的基本思想。毛泽东本人在1963年11月修改《九评》的一篇文章时,还亲笔加写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但谁能想到,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哲学常识居然要正本清源、重新启蒙。又有谁能想到,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一是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是为邓小平统帅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创制理论前提和舆论动力,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发动和不断展开准备干部资源。三是为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实现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和封闭半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折掀开序幕。四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真理标准讨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逻辑起点。它所引发的思想解放,对于我们党今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还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实事求是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一国两制”论

    “实事求是”,本来是毛泽东批判“左”倾教条主义之后、为我们党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经过真理标准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指导方针,它得到重新确立,并且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衍生出许多政治理论之果,成为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之源。

    首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极大丰富:一是“实事求是”被视为无产阶级全部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根本的理论法宝。二是实事求是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紧密相连,共同组成党的思想路线的时代内涵。三是实事求是同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结成一体,被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它支撑着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构,也更加突出中国共产党人独具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

    其次,运用实事求是思想,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建国以后,我们党犯“左”的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没有正确地把握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经过拨乱反正,党中央清醒认识到我国的基本国情,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两个方面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五大强化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去年2月,温家宝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促进社会和谐),进一步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再次,运用实事求是思想,创立“一国两制”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就有“一国两制”的思想,将其明确提出并予以成功实践,则是在邓小平和江泽民两任中央领导集体之时。邓小平认为,提出有国际意义的这个想法,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1-2]。

    (三)主要矛盾观与经济建设中心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研究任何过程,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成功,从哲学上说,与正确地运用这个思想密切相关。毛泽东晚年犯严重的“左”的错误,也在于没能正确地运用这个思想。拨乱反正,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还是运用主要矛盾观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明确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它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牢牢地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正是因为坚定而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才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党的十七大指出:我国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因此,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2-1]。

    (四)矛盾主导方面观与社会主义主体论

    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中,有一个方面起主导作用。事物的性质主要由矛盾的这个方面来规定。在革命战争的年代,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岁月,毛泽东都成功地运用了这个思想。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他却没能完全坚持这个思想,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纯粹论”倾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化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关系,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形成了事实上的“社会主义主体论”。“一国两制”构想体现了“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文化政策等都体现了“社会主义主体论”。与此相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可以说,是“共产党主体论”。实行这样的制度,同样是由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两党制”既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不符合“社会主义主体论”。对于监督和制衡政治权力,可以通过其他形式的分权体制和机制。

    (五)矛盾关系的普遍、特殊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在我看来,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伟大的理论成果。其理论价值不亚于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论;其实践价值,已经得到我国持续发展的最好诠释。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认为,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新形态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似乎与毛泽东哲学思想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它正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分解和区分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然后嫁接给社会主义的杰作。邓小平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作为谁都可以利用的、配置资源的方法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市场经济”属于矛盾的普遍性;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则属于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事物根本性质的,是矛盾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姓“资”,不是市场经济机制运行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制度起决定性作用。经过这样的解析,“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便区别开来。“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被“剥离”出来,让它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改姓“社”,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伟大的创造,破解了世界上的一大理论难题。

    (六)社会基本矛盾观与社会主义本质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人从未这样提出过问题。我们熟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从未定义过这个问题。人们只是习惯地认为,讲社会主义就应当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指导。这些要素长期被朦胧地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经反思过这个问题,认为“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3]。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并回答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这个界说否定了人们的习惯性认识。

    邓小平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的哲学根据,仍然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讲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既然如此,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就应当以这个基本矛盾为依据。曾经习惯性认识的那些要素,都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撇开生产力谈社会主义的本质,不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要求,就不会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认识的片面性。邓小平讲的“不够格”,根本的理论原因就在这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上述新论,纠正了这个理论失误,突出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第一要务奠定了哲学基础。

    (七)生产力决定作用观与“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论

    “生产力标准”的概念是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的。它源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所讲:判断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归根结底,要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政策[3]。据此,党的十三大指出: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这样,“生产力标准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4]。“南方谈话”讲到中国的改革是否正确时,又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5]这一提法扩大了“生产力标准”的外延,深化了“生产力标准”的内涵,进一步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根本利益标准统一起来。

    (八)无产阶级政党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既可以从认识论方面分析,也可以从辩证法角度解读,还可以从唯物史观部分阐释。因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综合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其对应关系不是单一的。抽象的理论分析,只能侧重毛泽东的某个哲学观点,还原到具体实践则应作综合理解。

    运用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政党观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说到底是为了更加全面地说明党的先进性,以加强党的建设。从党的二大到十五大,我们党根据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讲党的先进性。关于这一点,尽管历届党章的文字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就是说,“一个代表”思想讲了75年。进入新的千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增加党的先进性的内涵。从现实需要看,将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同当今世界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联系起来,有利于提高我们党的整体素质,促进我们党不断地与时俱进。从思想资源看,在毛泽东著作和邓小平著作中,都有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丰富内容。整合毛泽东基于唯物史观讲党的任务的相关思想,并且注入新的时代元素加以概括,提到党的性质的高度加以论述,“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思想,就更具有时代精神,更能够说明党的先进性是完整的和科学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尽管已经被提升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但它仍然是应用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成果。

    (九)人民观和人权观与“以人为本”论

    “以人为本”,从实质上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抽象地讲“人”,曾经长期被视为“异端”。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这一重大理论创新,直接源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间接源于毛泽东的人民观和人权观。

    先说“以人为本”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1年,他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阐述《共产党宣言》关于“在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时引用过,但建国以后很少讲。时过半个多世纪,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重新引用这个论断,既是回归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科学理念,也是纠正盛行一时的“左”的观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阐明,我们党追求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与现阶段社会实现人的发展要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目前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准备着将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而扫除了“以人为本”的思想障碍。

    作为学术问题,如何理解“以人为本”,可以见仁见智。我以为,“以人为本”包括的两方面内容,都可视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现阶段的应用和发展。“以人为本”论的第一要义,无疑是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的“人”与执政为民的“民”是同值的,即“人”是群体的“人”、整体的“人”。但仅此,还不是“以人为本”论的全部涵义。否则,它就没有出“新”,而只是变换了说法。“以人为本”之所以获得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和高度评价,是因为它还有第二要义——维护个人的权益,保障人权,即公民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这里的“人”,又是个体的“人”。它也包括在“以人为本”的内涵之中。我不赞同将两者对立起来的观点。那种认为这里的“人”只代表群体、不代表个体,是说不通的。党中央所以选用“以人为本”,而没有使用“以民为本”,就在于“民”突出的是群体。“人”则兼顾群体和个体两个方面。

    “以人为本”论的第一要义,根植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人民观,自不待言。至于它的第二要义,了解中共党史就知道,我们党在中央苏区和延安,都是高擎人权大旗的。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有保障人权的条款。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也规定了人权保障政策。这两个文件都是经过毛泽东审定的,后者还是他修改定稿的。新中国成立后,宪法没再明确地讲“人权”。直至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才重新写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2004年,全国人大会议修宪,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此前半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以人为本”论。可见,“以人为本”的两个方面,间接地源于毛泽东的人民观和人权观。

    (十)矛盾关系的全面、协调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主要有三个层面:矛盾论是它们的哲学理论依据,统筹兼顾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是它们的政治理论依据,“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它们的历史教训依据。科学发展观更多的是强调矛盾关系的全面性、协调性。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5-1]。党的十七大论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所具有的四大要素,体现了这个思想。温家宝讲述科学发展观,已经追溯到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实际上揭示了两者之间的理论源流。

    在我看来,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社会为本”提出来的。所谓“以社会为本”,即主要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为根本。它的对立面是强调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指人的知识、能力、素质等的发展。“以社会为本”,不完全是“以物为本”,也包括“人”,但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强调社会的发展利益。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社会又是由人组成的社会。没有人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人的发展比社会的发展更具根本意义。因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的发展状况。但是,从人类历史的实际进程看,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是以牺牲人的发展来实现的。这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最为明显。即便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以社会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这同样是由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决定的。应当指出,我们曾经片面强调以社会为本,忽略而没有兼顾以人为本,也是受到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人才的作用和知识的力量得到空前提高,人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尊重和维护公民个人权益的问题越来越重要。面对这样的社会背景,党和国家的发展观做到与时俱进,实现了以社会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这也是应用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又一重大成果。

    (十一)矛盾的同一、斗争观与和谐社会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的哲学基础,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毛泽东说,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然而,这个论断,对于两者关系的表述是不完全的。只有当“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以及“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和“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变动是绝对的”情况下,这个论断才是正确的。1939年,毛泽东批注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一书:“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6]有了这个补充或修正,就能够完整地理解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两者的相反相成关系,才能够说得通。过去,在实践中将“斗争哲学”绝对化,与不完整地解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无关系。

    我们党用改革开放的实践,修正了有关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不再将“斗争性”绝对化,并据此创新了众多的政治理论和方针政策。当然,这是有政治前提的,即我们党所处的地位、环境和任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从砸碎旧世界的革命党转变成建设新世界的执政党,而且从封锁半封锁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成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因此,由强调“斗争性”转变成强调“同一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乃理所当然。强调“同一性”,不是不讲“斗争性”,只是将两者的主导地位作了改变。党的十七大论述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和阐释社会和谐建设的要求,都说明了这一点。

    (十二)对立统一观与党的30年基本经验论

    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就说过:“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5-2]。辩证法在中国发展的伟大理论成果,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论体系是无法割裂的。从邓小平理论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从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而论,毛泽东思想被列入其中,说明毛泽东思想有生命活力,仍然“管用”。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事实上,它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而具体的运用。

    党的十七大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十个结合”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2-2]这“十个结合”把握了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彰显了党中央对改革开放30年基本经验的辩证考量,也是对党的十三大以来一直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出的思想展开和最新说明。

    改革开放30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产生了许多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上述12个方面的理论突破和理论创新,就足以代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发展。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上述理论转化为实践的结果,也足以代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践发展。

    三、创造性地应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迄今为止,我们党的历史是以30年左右为一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30年,从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是闹革命,探索出成功的革命道路。第二个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搞建设,尽管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没有探索出正确的建设道路。第三个30年,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终于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如果以30年为一个计算单元,今后30年将是什么样呢?邓小平规划了我国的宏伟蓝图和发展战略。

    首先,明确了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是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要实现民主。“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最重大的新政策,就国内而言,“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1-6]。

    其次,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上个世纪80年代翻一番,达到500美元,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早已实现。第二步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800—1 000美元,即小康水平。实现这个目标,超过了预想。第三步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21世纪中叶,即用30—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4 000美元,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邓小平认为,如果达到这一步,中国就对人类真正作出了贡献,就更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但给占世界总人口3/4的第三世界国家闯出了一条社会发展之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1-3]。党的十五大又将第三步发展战略具体化,即分解为新的“三步走”战略,提出21世纪第一个10年(2010年)、第二个10年(建党100年)和21世纪中叶(建国100年)的奋斗目标:到建党100年之际,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到建国100周年之际,基本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再次,提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很长历史阶段的任务。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了两点:一是再有30年时间,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和方针政策,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经验会更加丰富。二是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规划的社会主义宏伟蓝图和发展战略,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建设,一是改革。纵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30年实践,尽管这两大任务都很艰巨,但相比较而言,如何搞现代化建设,我们党已经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提前实现了许多指标。改革任务则比建设任务更为艰巨,而改革又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已经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将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制度相分离,又将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方向。政治体制改革比起经济体制改革,还要复杂和艰巨得多。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它的每一步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应当承认,30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有不少改革,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对于正在深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有效地制约、监督高度集中的权力,如何真正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全方位的民主权利,即如何制衡权力和公平利益,目前还在艰苦的探索之中。

    解决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最为要害的问题,就哲学指导而言,还是要靠毛泽东哲学思想。具体来说,要像邓小平那样,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自己的实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二是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直至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创造出既适合中国国情、又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逾越的制衡权力、公平利益的体制和机制。邓小平成功地解决了社会主义也能实行市场经济的“天大难题”。我们应当学习邓小平的大智大勇,剥离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区分出哪些是资本主义社会特质属性的东西,哪些是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性的文明成果。扬弃前者,批判地吸收后者,让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经过若干年努力,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制衡权力、公平利益的体制和机制,以解决我们国家发展的另一个“天大难题”。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1],101[-2],225[-3],373[-4],372[-5],116[-6].
[2] 编辑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15[-1],10[-2].
[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9.
[4] 编辑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72.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论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43[-1],291[-2].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哲学批注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374.
[7]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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