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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邵安:谈毛泽东领导艺术中的“刚”与“柔”

作者:尹邵安   来源:投稿 点击:: 日期:2007-01-03

 

     “刚柔”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一个常用概念。毛泽东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对之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其领导艺术中一个颇具有特色的重要部分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刚,体现在毛泽东身上,主要表现在他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自尊自信、敢想敢做和不屈不挠。在对待敌人、对待困难方面,毛泽东的性格主要就是“刚性”。
             ——自尊自信、敢想敢为。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不畏强暴,不畏困难,总是勇往直前,没有什么能阻止得了他。
毛泽东自小就“自信人生二百年”,与他的挚友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了锤炼自己,他经常到江河上击水,到闹市中读书。他举起批判与革命的大旗,提出:“天不要怕、鬼不要怕、神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敢于蔑视任何权威与神灵。他善于越过貌似强大的表面现象,发现其中的本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教导人民要敢于斗争,敢干胜利。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只会硬拼蛮斗的鲁莽家,他不断提醒人民要正视困难,指出“帝国主义又是真老虎”,“也会吃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善于斗争,善于胜利。
          ——反对投降,反对妥协。
    对待强敌,他有一句名言:“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对待困难,他有一个著名的公式:“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从未有过妥协和投降,充分表现了革命的坚定性。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毛泽东提醒人们,对于国民党中的右翼及伪装成“左翼”的人,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并针对陈独秀放弃革命武装的错误观点,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抗日战争中,他批判了“亡国论”、“妥协论”,提出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要共产党交出全部武装,然后让共产党到他的政府里去当官。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力决不能轻易地交出,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能交”。当国民党陷入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之际,再次玩弄和平,妄图“划江而治”时毛泽东指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正是由于毛泽东具有这种革命的坚定性,才使我党在历次紧要关头,站稳了脚跟,挺住了腰杆,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
       柔,这是毛泽东对待人民、朋友、同志的态度。
          ——温和、慈祥、富有同情心。
     毛泽东具有一种温和文雅的性格。他尊师重长,对朋友、对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蔼可亲;他给警卫员介绍对象,代写情书;他同情弱者,常常为弱者呜不平,有时还在看戏剧时,为剧中弱小者洒下同情的泪水。毛泽东这种慈祥和同情,升华为对人民群众的爱:他一心系于人民,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经常同人民群众交谈,与人民群众心连着心,他十分欣赏鲁迅先生的名诗“府首甘为孺子牛”,认为共产党人要做人民大众的牛,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定为我党的根本宗旨。当然,毛泽东有时也会发脾气,也会骂身边的工作人员“你蠢”,但这丝毫也没有损伤毛泽东的形象,反而使人们更感到真实可信。正因为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才赢得别人的尊重。
         -----谦虚、诚恳、风趣
    谦虚、诚恳、风趣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也能化解一部分怨恨。毛泽东同人交往,总是热情谦和,平易近人,以诚相待,以理服人。
      以诚待人,是毛泽东成功之诀。长征达到陕北后,毛泽东对原红四方面军的许世友,多次促膝谈心,首先指出张国焘的错误,应由他个人负责,与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没关系;接着指明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根源,阐明张国焘愚民政策的两面派手法。毛泽东的豁达大度及诚恳,使许世友深感毛泽东的伟大,使他从此永远紧跟毛泽东。
       真诚相待,不搞欺骗,1956年,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谈论怎样实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问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毛泽东否定了“暴力式”,“欺骗式”的方法,提出了“把辣椒擦在猫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时,它就会自己去舔并为这样做而感到兴奋不已”,先给它以一定的刺激,然后让它自觉自愿去吃。这种方式使广大工商业者自觉而愉快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
      幽默、风趣也是毛泽东的特点之一。在有的时候,一句风趣的话,能使对方的敌意减少,使对方失去拘束,双方的距离拉近。1949年2月21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起义的傅作义时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一句话,使起义一个多月后积蓄在傅作义心中的疑惑冰消溶化。毛泽东还善于利用人物名字同历史典故或谐音联系起来,如同芦荻见面时,随口呤了一句:“今逢四海为家日,古垒萧萧芦荻秋”的古诗;接见上海《新明晚报》总编赵超构时说:“宋高宗的哥哥来了”。这些风趣使被接见者倍感亲切。
           ——团结——批评——团结
    这是毛泽东关于党内批评的一个公式,这一公式最能体现毛泽东“柔中带刚”的思想。毛泽东对同志既很关心,又很严厉。他认为对同志的关心,不等于不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如果对一个同志的缺点和错误不批评,不教育,实际上是害了这个同志;当然,批评的目的是爱护,是关心,是团结,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错误一定要揭发,象割除毒瘤一样不讲情面,但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治好病人,而不是把病人整死。批评还必须注重疏通引导,通过讲事实,摆道理,使对方心服口服。对于批评错了,处理错了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地予以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毛泽东批评艺术,团结了广大党内外同志,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
          刚柔相济,以柔克刚,毛泽东用来消磨强硬之敌的有效策略和方法。
             ——以小胜大
      毛泽东认为,小和大,弱和强,都是相对的,都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向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新生的事物往往会由小变大,由被支配地位上升为支配地位。他曾指出,无产阶级是由弱小“逐步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在革命斗争的困难时期,只要通过共产党人的努力,也会“逐步地克服困难局面,开创顺利的新局面”。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亡国论”,“失败论”,“妥协论”甚嚣张的时候,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分析:只要全国人民觉醒了,积极投入抗战,弱小的中国是完全可以打败强大之日本的。
          ——忍耐。
    滴水之所以能穿石,靠的就是它年复一年的腐蚀。在强敌和困难面前,忍耐方能致胜,俗话说:“两强相遇忍为胜”。忍就是以柔克刚。
     毛泽东也是很能忍耐的。井冈山时期,王明路线使他蒙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他被撤消了党内的一切职务,仅保留了边区苏维埃主席一职。但毛泽东沉得住气,他深信真理是在自己手中,耐心地说服别人,等待别人的觉醒,等待时机成熟。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他指出:“有利情形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坚持才能战胜困难,忍耐才能获得最后胜利。在危急关头,毛泽东更是沉着忍耐,临危不惧。转战陕北时,敌人大兵压境,形势十分危急。但毛泽东从不慌张,从容若定,敌人的炸弹横飞,他认为只不过是几块钢铁而已;敌人离他只有十多里路远,他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毛泽东的大智大勇,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及各个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在毛泽东领导活动中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得刚柔适度,恰如其分。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在总的目标上、方针上、路线上,毛泽东具有坚定的原则性,一点也不让步;但在具体的作法上,在具体政策上,他又具有灵活性,能实事求是地依据矛盾的转化来适时地转移工作重心。他认为,在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因时而导、因地而宜、灵活机动,能更好地坚持原则性。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在谈判中,他始终坚持经以民主为原则,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原则,毫不动摇;但在一些非原则的具体问题上,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宏肚量。建国以后,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共产主义的目标,这是毛泽东所考虑的最大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坚持,不容有丝毫的更改;而在引导人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在制定具体政策的时候,却又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不过,到了晚年,毛泽东策略思想上的“灵活性”就越来越小了。
          ——民主与专政的结合
     毛泽东虽然对人宽仁、温柔、对人民具有爱心、同情心,但他并不主张一味的宽仁,一味的爱。他认为,爱也是具有阶级性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对敌人也“爱”,也“仁慈”,那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因此,对敌人必须专政,“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是把民主与专政结合起来,把柔与刚,宽与猛结合起来。
          ——“虎气”与“猴气”相结合
     毛泽东曾经说过:他身上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以虎为主。就毛泽东性格而言,他既是一个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反叛者”,又象农民一样朴素仁厚,象母亲一样慈祥;他十分幽默、风趣,又非常严肃认真;他既坦率、单纯,又精明复杂;他既猛烈(有时竟想到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又温和柔弱(还替戏剧中的弱小者流同情之泪);他既有“甘当小学生”的谦虚,又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和高傲;他既具有成就大事业的耐性,又具有“只争朝夕”,不失分秒,当机立断的果断,坚毅。而这一切又均非有意做作,而全是出于自然。正是这种“虎气”与“猴气”的相合,造成了一个“则柔相济”的毛泽东,造成了毛泽东“则柔相济”的领导艺术。


  原载于《湖湘论坛》1993年第6期,同时以《毛泽东的刚与柔》为题在《行为科学》1992年第2期发表,并被《中国改革成果通报》,《中国改革85成果展》,《今日的辉煌》,《中国世纪发展文论大系》,《跨世纪探索》等十余种大型文辑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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