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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战役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杰出战例

作者:孙兴杰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点击:: 日期:2015-06-08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毛泽东关于济南战役的24封电报的分析,论证了济南战役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杰出战例。首先,从24封电报中有关济南战役作战方案的确定、攻城打援(运动战的基本战法之一)、战前周密的计划和细致的准备等方面的内容论述了济南战役是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成功实践;其次,论述了毛泽东的军事民主思想对济南战役的胜利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通过以上论述,揭示出毛泽东杰出的军事才能,特别是其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和其军事民主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并且其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中,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发起了济南战役。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攻济打援”的指示,采取两翼钳击、强攻济南的战法,实施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原则,经过八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在徐州强敌尚未来得及北援的情况下,共歼守敌10.4万余人(包括起义2万人),生俘第2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王耀武,取得了一场“伟大胜利”。
       对于济南战役,毛泽东始终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给予指导,从7月14日至9月29日,在战役准备和进行过程中,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亲笔起草了24封电报,多次强调“此役关系甚大”[《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二时给粟裕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页。],“是一次严重作战”[《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7页。]。随时与华野指挥员商讨,制定了符合实际的作战方案及每个阶段的任务和注意事项。这些指示和部署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是济南战役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济南战役是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成功实践。
       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对我军作战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老一辈军事家集体智慧的结晶,集中反映了我军战略、战役作战指导的基本规律,既是战略指导原则,更是我军战役作战的指导原则,是我军战役理论的核心和基础。济南战役从最初的设想到准备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是十大军事原则的一次成功实践。
       (一)十大军事原则对攻城问题的论述:第二条“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夺取大城市”;第三条“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第八条“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城市是现代战争双方争夺的焦点。在中国革命战争早期,鉴于敌强我弱的特点,中国共产党把斗争重点放在农村,制定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人民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是游击战、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重心在野战歼敌而不是城市攻坚。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军事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全面防御战略相继破产,不得不转为重点防御,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态势正在逐步改观。此时人民解放军与解放战争开始时相比,在数量、质量和装备上都有了很大发展,并且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接连攻克了石家庄、洛阳、开封、兖州等城市,但还从未攻克过一座10 万人以上部队守备、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攻坚能力仍然有待提高。1948 年9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要获得更大胜利,解放军还需要闯过“两关”。第一关是一次战役消灭国民党军两、三个兵团,第二关是攻克国民党军10 万人以上部队守备的大城市。这两关闯不过,就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1948年7月13日,华东野战军攻克兖州,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除济南、青岛等几个孤立据点外,山东已基本解放,济南已陷入孤立之中,夺取这座敌人守备强固的大城市的条件即将成熟。7月14日凌晨一时至五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华东野战军连发3封电报,阐述发起济南战役的设想。第一封电报告知“中央已令华北局将泰西分区划归华东,望华东局迅速接收并注意指导该区工作,以利尔后夺取济南。”[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一时给许世友、谭震林并告华东局和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29页。]第二封电报“拟令许谭于攻克兖、济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五时给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谭震林和中原局,华东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页。]。当时毛泽东攻济的设想还只是为了调动、分散敌人,以“利于我之各个击破及尔后之大休整。”[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五时给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谭震林和中原局,华东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页。]毛泽东特别强调“许谭攻济南,可先占领机场,以两三个星期时间完成攻城准备(包括恢复疲劳、补兵、练兵、侦察及部署等)。然后看敌援兵情况,决定先打援或先攻城。如攻城打援均无把握,则收兵休整。”[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五时给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谭震林和中原局,华东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页。]第三封电报则要求“八十四师歼灭后,请考虑以主力立即北上,占领济南飞机场,筑工固守,使敌不能向济南增兵,以利尔后夺取济南”[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五时给许世友、谭震林并告粟裕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页。]。随着济宁、汶上等地也获得解放,到7月16日,毛泽东攻打济南的设想由调动、分散敌人发展到攻克济南。当天,毛泽东给华东野战军连发4封电报,表达了他攻打济南的决心,希望能尽早夺取济南。7月16日一时,毛泽东首先致电许世友、谭震林,要求其“主力应不惜疲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一时给许世友、谭震林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页。]同时,他又致电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已令许谭于歼灭八十四师后,主力立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如果济南敌人不强,而我军又能于短期内(例如十天左右)完成攻城准备,则有迅速夺取济南之可能。”[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一时给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页。]同日下午,毛泽东又连发两电,要求“于尽可能短促时间,完成对济南之包围(首先夺取飞机场),并乘胜夺取济南。如果可能,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济南。”[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十三时给许世友、谭震林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和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433页。];“许谭在现地休息一二天,应不惜疲劳减员,迅即北上包围济南,并争取于十天内外攻克之。”[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十五时给粟裕、陈士榘、张震和许世友、谭震林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3页。]从14日到16日,毛泽东亲笔起草、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连发7封电报,一次比一次更明确地提出在近期内攻克济南的要求。这些电报充分反映出毛泽东战略眼光的敏锐。
       毛泽东的电报引起了以粟裕为首的华东野战军指挥者的高度重视,促使他们下定了攻取济南的决心。但他们也结合前线的实际情况在战役的发起时间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经与华东野战军反复协商考虑后,1948年8月22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电告华野首长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指出:“关于作战时间,提议在九月十五日以前完成有关攻城及打援的一切准备工作,九月十五日左右开始攻城,御援及打援部队九月十五日以前进入指定阵地”[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7-438页。]。8月31日,粟裕、谭震林、陈士集致电中央军委,汇报了拟定的作战方案,建议于9月16日发起济南战役。9月2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军委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的电报中表示:“完全同意八月三十一日电所提攻济及打援之整个部署。”[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42页。]人民解放军攻坚史上规模最大、任务最艰巨的济南战役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二)十大军事原则对攻城打援问题的论述:第七条“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运动战是我军的特长,是以弱胜强、扬长避短,各个击破敌人的最好战法。围城打援是运动战的基本战法之一。济南战役中的攻济打援是对围城打援战术的发展。
       1946年10月,毛泽东在给冀热辽军区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你们的作战方针,应着重歼灭敌有生力量,然后敌占各地点自然容易为我收复。为实行此方针,应采取围城打援办法,围城之目的不在得城,而在打援。”[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27页。]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我军力量的不断发展,这一战法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初的“围点打援”、“围城打援”,逐步发展为“攻城阻援”、“攻城歼援”,由以往的打援、阻援为主,变为了攻城、打点与阻援并重。人民解放军打援战法越来越炉火纯青的运用,使国民党军屡中“围城打援”之苦。为此,国民党军被迫采取了重点防御策略,在重要的大城市,往往集中10万人以上的守备兵力,增援部队则动辄数个兵团数十万人。解放军不真攻城,国民党军就不真援;解放军真攻城,则国民党军就要主力齐至,与解放军进行战略会战。
       当时济南虽已是一座孤城,但内有以抗日名将王耀武为首的十余万装备精良的守军和坚固的城防工事,外有徐州地区可能随时增援的三个兵团17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针对敌我形势的变化和济南的具体特点,毛泽东认为济南战役与过去的“围城打援”、“攻城阻援”以及“攻城歼援”均不同,不仅要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要达到夺取济南并巩固占领的目的。他判定只有攻城打援并举,并以较多兵力用于阻敌和打援,才能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给攻城作战以足够的时间保证,并且确有把握消灭一部分援军。
       1948年8月10日,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提出了华东野战军结束雨季休整后下一步的三个作战方案,其第二和第三个方案虽同意打济南,但在攻城与打援的关系上仍不坚决,存在视敌援军出动情况而定的倾向。8月12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提出了攻济打援的初步设想。毛泽东指出:“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十一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并不真援。……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予战局以影响。”[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十九时给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王建安、谭震林,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436。] “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即采取你们第二方案,争取上述第二项结果。……你们集中六至七个纵队,不但能阻住援敌于适当地区,而且能歼灭其一部分,至少能保障攻克济南。这就是我们所想的攻城打援分工协作计划。”[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十九时给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王建安、谭震林,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6页。]“如果你们是企图打援,则邱、黄决不分散走两路,而让你们夹击其一路。那时敌之部署,极大可能是以一部位于运河以西(例如金乡)以箝制我军一部,而以主力沿津浦路北进援济。或者相反,以一部扰击津浦路,而以主力沿运河以西北上援济。”[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十九时给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王建安、谭震林,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7页。]
       此后的半个多月里,毛泽东与华野之间电报往来频繁,反复商讨攻济打援的问题。
       8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给粟裕的电报中再次强调:“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二时给粟裕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40页。]
       对于攻济打援的战法,并不是被所有的高级指挥员所理解与接受。为此,9月11日,毛泽东发电给济南战役攻城集团总指挥许世友,就攻济打援方针指出:“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三时给许世友并告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42-443页。]。
        最终,按照“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华东野战军以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攻打济南;以总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集团,准备迎击国民党军援兵。
“攻济打援”在保证有足够兵力攻下济南的前提下,以大部分兵力用于打援,以求在攻济的同时,歼敌援军一部。这既不同于“攻城阻援”,即以攻城为目的,大部兵力用于攻城,小部兵力用于阻援,阻援是攻城的手段;也不同于“围城打援”,即以小部兵力围城为手段诱敌来援,而以大部兵力用于歼灭来援之敌;豫东之战虽是既攻城又打援,但那是先攻城后打援。这一与以前不同的新战法,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经过反复思考才确定的,不仅经济南战役的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而且在淮海战役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后来粟裕在回忆济南战役时,针对一些人把攻济与打援割裂开来,认为“济南战役就是攻济,打援则是另一个未能实现的战役计划”的说法,指出攻济与打援都是济南战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徐州地区的敌人,正是慑于我军打援集团兵力强大,才不敢贸然进犯。敌人援兵不敢北上与我打援部队交手,正说明攻济打援方针是正确的,我们的准备是充分的。同时,攻城部队仅用8昼夜就攻克济南,取得了夺取敌十万人以上有坚固守备工事的大城市的突破,也证明了“攻济打援”作战方针的正确。
       (三)十大军事原则对战前准备的论述:第七条“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之初,就极为重视作战准备和对作战胜利的把握。他指出:“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 《毛泽东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492页。]关于准备的立足点,毛泽东历来强调要从困难处着想,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有多手准备,为争取最好的结局创造条件。
       从济南战役最初的设想,到战役发起及至胜利,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战役的准备工作,事无巨细。正是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才胜券在握,取得了攻坚战的突破。
早在7月14日,毛泽东在给华野的电报中提出济南战役的设想时,就要求“以两三个星期时间完成攻城准备(包括恢复疲劳、补兵、练兵、侦察及部署等)。”[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五时给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谭震林和中原局,华东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页。]
       8月12日,毛泽东在电报中就攻济打援的初步设想同华东野战军领导人进行商讨时,特别提出“粮食是极大问题,你们到兖州、济宁开会,华东局及冀鲁豫均应派负责干部参加,协筹粮食及其他问题。”[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十九时给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王建安、谭震林,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7页。]
       8月15日,毛泽东致电华野询问:“你们直属各纵新兵、弹药补充情形如何? 你们直属各纵新兵、弹药补充情形如何?”[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7页。]
       8月22日,毛泽东在给华野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九月十五日以前及九月十五日以后两个月(包括作战及战后休整),共约八十至九十天,全军粮食、草料必须筹备齐全。”[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7-438页。]
       在作战计划的制订阶段,毛泽东强调要从最困难的情况着想,作多手准备。8月26日,毛泽东在给华野的电报中指出“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毛泽东要求“在你们将全军区分为攻城集团和阻援打援集团之后,两个集团均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特别是阻援打援集团,应留出强大预备兵力,准备在第三种情况下,你们手里有足够力量歼灭援敌。为达此种目的,你们应着重多道坚固阻援阵地的构筑,以便一方面节省阻援兵力,不使自己的大量兵力消耗和疲劳于阻援作战之中,另方面使敌大量消耗于我阻援阵地之前。弹药的使用及储备,粮秣的筹集,均须和上述要求相适应,即要注意在第三种情况(最困难的情况)出现时,你们不但在兵力上,而且在弹药和粮食上均有办法战胜敌人。”他特别强调:“只有在你们预先准备好了这一切,才能保证胜利。”[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三时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8-439页。]
        8月28日,毛泽东在给粟裕的电报中强调:“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我们二十六日三时电所说第三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以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二时给粟裕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页。]
        直到战役发起前5天,,毛泽东仍在强调做好对付最困难情况的充分思想准备:“整个战役应争取一个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三时给许世友并告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43页。]
       为加强攻城集团的领导,毛泽东将当时在洛阳作战、并准备调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任职的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王建安,派回山东,担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副司令员,配合许世友工作。当时许世友因病在蓬莱休养,毛泽东特意给许世友发去电报,问他能否赴济南前线。当许世友到达前线后,毛泽东在电报中说“你已到前方,甚慰。”[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三时给许世友并告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42页。]体现了毛泽东许世友的信任和对攻城部队的关心。
       在工事的准备、部队的部署、打援的地点等方面,毛泽东也提出了具体意见。“由临城至大汶口及由金乡至汶河两条敌援道路上,我军防御阵地的构筑,要有多道防御阵地,要能在临城至兖州间、金乡至济宁间阻止敌援二十天以上,打援歼灭战似应预定在兖州附近地区。”“叶飞所率一、六、八纵应于攻城发起前若干天出动北移,不过早也不过迟。”[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8页。]
正是由于进行了细致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人民解放军只用8天就攻克了济南,歼敌十万余人。正是由于由于周密而正确的部署,敌人慑于我军强大的打援兵力,始终未敢来援。
       二、毛泽东军事民主的思想是济南战役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解放战争的历史经验时曾作过如下精辟的论述:“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441-1442页。]不管在制订决策时,还是在决策实施过程中,毛泽东都能虚心听取其他中央领导成员和下级指挥员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这种集中集体智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军事民主思想,保证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
       1948年7月14日到16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华野连发7份电报,明确提出于近期内发起济南战役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位于前线的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构想。他认为,济南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仅有十余万守敌,还拥有在日伪工事基础上扩建的坚固完备的防御体系。打这种坚固设防的拥有十万以上守军的大城市,人民解放军还是第一次,没有经验。另外,在徐州地区集结有国民党的三个兵团,拥有机动兵力17万人,随时可以北援。在这种情况下,华野必须全力以赴,才有把握取得济南战役的胜利。而当时华野几个兵团尚未完全集中,特别是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已很疲劳,减员严重,急需休整补充。许谭兵力不足10万人,攻城打援难以兼顾。有鉴于此,粟裕和陈士榘、唐亮、张震于7月16日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华野全军休整一个月,然后协力攻打济南的建议。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先于7月17日给粟裕、陈士榘、唐亮,许世友、谭震林并中原局、华东局发电,“许谭所部暂在现地休息待命,看粟陈唐占领砀山、徐州段及他部击破徐州、蚌埠段后,邱清泉兵团动作如何,再定是否提早攻击济南”[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十九时给粟裕、陈士榘、唐亮,许世友、谭震林并告中原局、华东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页。],后在经过充分考虑后,又在7月23日、26日致电粟裕等人,完全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此后,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和山东兵团均转入休整。这一长达40余天的休整,对于全体指战员体力的恢复和兵员弹药及其他物资的补充,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华东野战军指挥人员和毛泽东有了更多时间能够更加从容地对下步作战进行细致深入地分析研究,
       毛泽东对前线指战员是充分信任的。8月22日毛泽东在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的电报中指出,“关于攻济及打援的作战计划,由你们会商电告。”[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7页。]9月2日,毛泽东在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说“完全同意八月三十一日电所提攻济及打援之整个部署。”[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42页。]9月11日在给许世友并告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说“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注:许谭)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三时给许世友并告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43页。]充分显示了对前线指挥人员的充分信任。
       在电报的措辞上,毛泽东也往往是商量的语气。在有关济南战役的电报中,就常有这样的语句:“望酌情处理之。”[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一时给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页。]“现我们只提出一些初步感想,作为你们会商时的参考材料”[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十九时给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王建安、谭震林,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页。],等等。
       济南战役以其伟大胜利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杰出战例,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48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贺电中称,济南战役“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中共中央为解放济南给华东人民解放军的贺电》,第446页。]济南战役的胜利不仅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而且加快了全国革命胜利的进程。11月11日,毛泽东在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并告东北局及各中央局、各前委负责同志的电报中指出:“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并告东北局及各中央局、各前委负责同志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页。]在新时期的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中,毛泽东军事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所揭示的带普遍性、根本性的战争指导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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