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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盛:东征决策与毛泽东的雄才伟略

作者:李茂盛   来源:搜狐网 点击:: 日期:2006-03-12

  今年是红军东征70周年。东征决策是毛泽东的英明杰作。从1936年2月20日东征战役发起,到5月5日红军凯旋回师,整个战争都是在山西境内进行的。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驱两万五千里,甩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后,革命形势仍很严峻,发展方向面临着新的抉择。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高瞻远瞩,深刻分析了急剧变化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以及华北、西北各地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有利因素,果断作出了红军东征的战略决策,亲率铁军,横扫山西,又敏锐洞悉政治形势的变化,相机回师陕北,既实现了团结东北军、西北军的既定目标,又促进了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在政治上、军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东征决策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多谋善断,绝处逢生的远见卓识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是六易落脚点最后选择的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但是,这个大本营地脊民贫、交通闭塞,特别是面对蒋介石重新调集陕、甘、宁、绥、晋五省军队联合围剿,红军和苏区的出路何在?是先巩固现有地盘,然后求得发展呢,还是先发展后巩固呢?巩固如何巩固,发展向哪发展?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非常现实地提到党和军队领导人面前。对此,饱尝丧失根据地之苦的许多领导同志,曾有过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往西,向宁夏求得发展;有的主张往北,向内蒙古发展,求得北靠苏联;也有人主张要先往南,抵住东北军、西北军的进攻,封住国民党军队通向陕北的通道,巩固陕甘根据地。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正在发生的急剧变化,在全面分析了红军和苏区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西北和华北地区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后,明确提出根据地要得到巩固和发展,必须采取“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方针,主张苏区发展与红军行动的方向首先是东出山西,开创与陕北相连的吕梁山根据地,奠定苏区和红军发展的基础,然后再相机北上绥远,东进河北,打通国际联系和对日直接作战的路线。在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和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中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不仅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在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时明确指出:红军作战的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和红军本身的扩大。毛泽东还详细地阐述了东征山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红军东征是“以发展求巩固”的唯一正确抉择。向北没出路,作战要单纯地打堡垒,征粮亦无办法;向南开赴渭水以北地区对蒋军作战,那是张学良的地盘;向西发展,文章同样不好作;剩下的也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就是渡河东征,发展山西。正是依据上述分析,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策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为坚决而有力地执行“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的方针,《决议》要求“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决议》指出,红军东征山西的具体目标是: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1.5万人,而后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至此,红军东征战略决策完全确立。东征决策是毛泽东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对当时的客观形势和红军的实际情况作了全面分析后作出的。当时的客观形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而此时中央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立足未稳,急需扩红筹款,休整补充。地瘠民贫、交通闭塞的陕北地区,根本无力解决红军兵员的补充和军需供给问题。“要抗日,要革命,队伍总得有个前进的阵地和供给粮草的后方”加之,陕甘根据地周围驻扎有十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大军,南面是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主力,西南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北面是井岳秀师,东北面是高桂滋师,黄河西岸是阎锡山晋绥军的孙楚部,东岸是晋绥军的主力,且陈诚于洛阳及其以西地区控制3个军放在机动位置,随时用于对付我军。红军四面受敌,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威胁:向南的方针不当,它不仅要同主张抗日的西北军和东北军打仗,还会把蒋军嫡系引进西北;向北的方针暂时不宜,将来可行。根本方针是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唯山西才能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东征决策也是毛泽东对山西的地理位置、战略地位及其当时阎锡山统治山西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后作出的。第一,山西地靠陕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既是我军实行直接对日作战的必经之地,又是我党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华北乃至全国的理想通道。第二,与陕北相比,山西地广人密,而且经过阎锡山几十年经营,山西物力、财力充裕,红军东入山西,钱粮之筹集,部队之给养,兵员之补充,均可得到解决,必将大大改善红军的经济状况和提高红军的作战能力。第三,红军东征,既能够调动入陕的晋绥军回到山西,减轻对陕甘根据地的压力,又可以依据山西重峦叠嶂、进退自如等优越的地理条件,根据形势的发展,在山西发展党的组织,创立红色政权,开辟新的根据地,与陕甘根据地互相依托,互为屏障,条件允许时可以把战略支点向东延伸。第四,红军把作战方向定在山西,就避开了与东北军、西北军的正面冲突,大大有利于我党我军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将会为西北大联合政治局面的形成创造有利的条件。虽然瓦窑堡会议决议对红军发展的主要方向应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绥远等省的战略方向已经确立,但不少人对东征山西到底是否妥当仍心存疑虑,为此,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为了保卫陕甘根据地,红军东征是“以发展求巩固”的唯一正确抉择。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东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去。2月17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再次强调:“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对于东征的任务,毛泽东在1936年2月18日召开的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一是到外线打击阎锡山的军事力量,并调动他在陕北的4个旅的兵力撤回山西,借以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声援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三是壮大红军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了让红军指挥员把红军的发展方针、发展方向同民族战争联系起来考虑,毛泽东在东征前线又进一步阐明了争取直接对日作战同东征山西的关系。他说:红军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军事上是可能的,要下大力经营山西,这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他还说:目前阶段的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他特别强调:“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

  二、东征战略的实施,展现了毛泽东审时度势、机动灵活的高超才略

  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司令彭德怀率领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等部组成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发起东征战役,一夜之间突破黄河天险,进入山西境内。东征期间,毛泽东根据对山西重要的战略地位、政治经济状况以及人民抗日要求的深入了解,随时调整红军的作战部署,或东或西,南驰北骋,既调动了阎锡山在陕北的四个旅撤回山西,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会剿,又打击了阎锡山山西境内的军事力量,壮大了红军,广泛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体现了机动灵活、高超无比的军事指挥艺术。东征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在1936年2月18日签发的作战命令中即指出:在党中央及军委会抗日讨贼和军事上巩固向前发展的基本方针之下,“方面军第一步有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的任务。”当红军突破黄河封锁线,胜利地进入山西境内之后,阎锡山惊慌失措,一面急电在陕北的晋绥军撤回柳林、离石、中阳等地,一面调集山西的晋绥军向晋西开进,企图堵截红军。为粉碎敌人的阴谋,毛泽东、彭德怀决定以一部兵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以内的有利地形,并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二百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这时,毛泽东已把消灭阎锡山军队,在山西建立作战根据地作为以发展求巩固的主要行动方针和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主要实现手段。我军胜利渡过黄河,粉碎了阎军的封锁线,并占领留誉、暖泉、水头三镇等黄河东数百里地区完成了东征第一步的任务之后,阎锡山立即抽调大军前来援战,救援被红军包围的石楼县城。2月24日毛泽东即发布《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训令》,具体指出:红军胜利地渡过黄河,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之后,“基本方针是在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一线内围石楼求得打增援部队,用大的速度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之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为了占据有利地形,毛泽东与彭德怀数次致电林彪、聂荣臻等人,要求迅速夺取关上、水头一线。电文指出:“关上、水头之线,即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四县交界地区,是我军作战枢纽,在地形上又是最好的临时后方根据地,望下创造作战根据地的决心,努力进行该地东南西北四方面五十里地区的群众工作。”阎锡山也认为关上、水头极为重要,他曾在总结作战经过时说,“水头、石口、关上三地于晋西孝义、石楼、中阳之东西分水岭,尤为交通辐辏点,若为匪据,匪有抗战之利,我有仰攻之难,而匪可以东西进展自如。”因此,关上一线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在毛泽东的精心部署下,我军连续取得关上、蓬门战斗的胜利,“使阎锡山对我们的进攻与防御陷入极大困难中”,“使我们夺取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五县交界这个在军事上有极大意义的地区”,为红军继续前进与开辟根据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红军连续取得蓬门、关上、兑九峪战斗胜利,给阎锡山军队以沉重的打击之后,为了发展胜利,扩大战果,执行发展根据地的任务,由毛泽东在郭家掌主持会议,决定红军兵分三路,南北展开,以红一军团为主的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向南作战,以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乘虚北上,创造晋西北游击根据地,以方面军直属队及红十五军团一部为中路军,担任钳制反击之敌,控制黄河渡口、维护后方交通等任务,从而形成了中路牵制晋绥军主力,左右两路分头北上南下发展的进攻态势。毛泽东则随中路军行动,与晋绥军4个纵队周旋,以主力在隰县、灵石间钳制敌军,另以一部兵力在永和以北地区破坏敌人黄河封锁线,确保与陕北后方的联系。中路军“以小拒众”,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并在石楼、中阳、孝义、永和、隰县之间的广大地区内,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抗日游击队,扩大红军,建立地方党组织。三路大军根据敌情,不时调整与变换部署,纵横驰骋于晋西北、晋中与晋南一带,以至兵临太原,席卷汾晋,威震河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蒋阎军。为了争取早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实现对日作战,在红军兵分三路进军期间,中央从3月20日到27日连续在晋西大麦郊、石口、西江和石楼等地召开政治局会议(即晋西会议),毛泽东先后多次讲话,深刻分析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明确提出:“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目前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要求“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敌人一般的削弱,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毛泽东还具体要求:红一军团分五步拉网式发展,最后占领正太铁路,然后依情况决定或出河北,或出长治、晋城;红十五军团在晋西北创造根据地,并配合在神府行动的红二十八军,控制黄河一段,打通与陕北的联系。

  三、东征部队的果决回师,体现了毛泽东顺时达世、有理有节的应变韬晦

  就在红军按照新的作战部署分头行动,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蒋介石应阎锡山的要求派关麟征、商震率10个师的兵力在总指挥陈诚的统一指挥下进入山西,和阎锡山的晋绥军形成合力“围剿”红军之势。同时,蒋介石还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也向陕北进攻,封锁黄河防线,企图将红军阻滞于山西一举歼灭。面对优势敌军,我军如坚持夺路东进,势必进行大规模内战,即使突破敌军阻拦,也在蒋阎军的内外夹击下,难于实现单方面抗战。二是陕甘地区出现了红军发展的大好时机。由于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进行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一致抗日、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救亡等协定,并和西北军达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建立友好的互不侵犯的协定,双方决定同时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虽蒋介石命令张、杨“围剿”红军,但张、杨实际上已停止了对红军的敌对行动,这对陕甘苏区的巩固和红军自身的发展十分有利。基于上述情况的变化,为了保存抗日力量,避免内战的进一步扩大,毛泽东决定变更原来的作战部署,采取新的策略方针。4月2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发布了《关于西渡黄河扩大陕甘苏区的命令》,指出:“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同日,毛泽东、彭德怀还致电张闻天,指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这样,从5月2日开始,红军陆续返回陕北。5月5日,我军发布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通电》指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因此,“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在《通电》中,我党第一次放弃了对蒋介石“卖国贼”的称呼,而改称“蒋介石氏”,标志着我党对蒋斗争策略由“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红军及时回师西渡,无论从政治上、军事战略上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治上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斗争策略,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保存了抗日的力量,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军事上执行了扩大苏区的任务。我军回师之后便于5月19日出师西征,执行扩大陕甘苏区的任务。在西征的两个多月战斗中,红军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区,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师会师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果断作出东征红军回师的决定是十分英明和正确的。如果红军不顾客观情况的变化,继续留在山西作战,一则受到军事力量的损失;二则陷入大规模内战的漩涡,而违背了红军出师前高举“抗日”大旗的初衷;三则不能抓住机会,及时开辟陕甘新区。当红军东征战略总目标——到抗日前线去直接对日作战——难以实现时,在陕甘根据地已经巩固扩大这一目标部分实现的情况下,回师陕北,就成为军事战略转移的上上之策。

  四、东征的重大意义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科学决策,精心运筹的英明伟

  大红军东征历时两个半月,转战山西50余县,遍洒了革命火种,宣传了抗日主张,推动了华北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后来八路军顺利出师华北,开赴抗日前线奠定了基础。红军东征所产生的重大作用及其历史意义,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科学决策的英明伟大。首先,红军东征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巩固扩大现有苏区”的任务。由于红军在山西的军事行动,不仅迫使阎锡山调往河西“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军队调回了河东,而且迫使蒋介石将部署于陕南与河南的关麟征、商震等十师之众调往山西,这就大大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为巩固扩大陕甘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回师后,红二十八军乘机收复了陕北根据地被占地区,建立了神木、府谷根据地,仅神府苏区就由东征前的六七个区扩展到28个区,并且和吴堡苏区连成了一片。其次,红军东征为“打通抗日路线”,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进而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在红军渡河东征前,毛泽东在延长县古峪村召集的团以上干部会上进行政治动员时指出:我军渡河东征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打通一条北上抗日的道路,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这是应呼天理,合乎潮流,舆论所归,人心所向的壮举。虽然东征红军并未完成“打通抗日路线”这一中心任务,但红军的东征,不但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火种,唤醒了山西广大民众的抗日觉醒,建立发展了党的地方组织,而且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我党我军同全国各党派尤其是同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抗日统战关系的建立。红军东征开始后,党中央先后派李克农、周恩来同张学良举行了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并将“抗日反蒋”的方针适时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这一重大策略的转变,不仅赢得了以张、杨为首的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而且对促使张、杨此后发动“西安事变”,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在东征期间,毛泽东还亲自接见被俘的晋军团长郭登瀛,通过他致信阎锡山,指出:“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红军东征对阎军的军事打击与毛泽东对阎锡山的争取,促进了阎锡山政治态度的转变。红军回师不久,薄一波即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回到山西,接办并改组了牺盟会,使山西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为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赴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由此可见,红军东征对最终打通抗日路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次,红军东征在山西扩大新兵8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火炮20余门,组建地方游击队30余支,筹款30余万元,不仅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锻炼了部队,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为抗战爆发后奔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军事基础。而且红军东征的伟大成果还缓解了陕北根据地的经济困难,从而为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创造了一定条件。综上所述,红军东征决策的提出、东征战略的实施、东征部队的回师以及东征产生的历史意义,都充分证明了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在政治运筹和军事决策上的英明伟大。正如彭德怀所说:“进军山西,扩大宣传抗日主张,从此,共产党夺取了抗日领导权,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这次,毛泽东是以军委主席兼抗日先锋军政治委员亲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决定的。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很大。”东征红军从发布《出师宣言》到《回师通电》,自始至终,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树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正义之师的威武形象,为东征的胜利及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山西建立奠定了基础。历史清楚地表明,东征是红军和根据地巩固发展的正确选择,是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必由之路。正如当年亲历东征的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所说:“作为抗日战争的前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序幕,红军东征将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载入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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