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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国梦” 的当代价值

作者:何文静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20-05-13

毛泽东“中国梦” 的当代价值

 何文静

 
       回顾历史,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社会战乱不断,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各族人民深深认识到,中国能从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并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建立新中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实现了“中国梦”的第一步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担当的民族复兴“中国梦”有两大使命,或者说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第二步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个大背景下,如果要使用“中国梦”表述的话,毛泽东的“中国梦”思想实际上有两个内容。
        一、毛泽东的“中国梦”,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深感近代中国被列强瓜分和欺凌的屈辱,赞同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认为国人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变法救国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事可为,
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为此, 毛泽东在辛亥革命后投笔从戎,在新军当了4个月列兵。1921年7月,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暴风雨中诞生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理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
       时序更替,大浪淘沙,不同的政党在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历史也在选择不同的政党。当历史翻过一页又一页,当年树立的党派大多像流星划过,踪迹难寻,唯有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成为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的领导力量。为什么那么多政党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最终掌握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赢得了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多少年来,人们在思考、在追问这道历史留下的课题。
       这一探究历史奥秘的深刻答案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回首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光辉历程,人们不难发现,这一答案无不鲜明地镌刻在她艰难跋涉的每一个脚印之中。
       犹如林中响箭,犹如黎明曙光,犹如平地一声春雷,中国有了共产党,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思想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召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最早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和共产党的地位,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因此,必须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用武装起义来回击国民党的血腥镇压。
       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了秋收起义。10月,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进军。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由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变。1927年12月11日,在张太雷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广州起义,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红军的开端和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以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为基础,红军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一、二、三、四次反革命“围剿”。但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长达4年的统治,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为宇宙星球树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红军将士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和永垂青史的丰功伟绩。
        总结这段历史,深深感到,是党的正确领导,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重要作用,是红军将士的革命理想,才创造了长征胜利的人间奇迹。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长征形势全然改观,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应当承认,红军长征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检验和承认,抢占娄山关、回师遵义、兵临贵阳、虚指昆明、巧渡金沙江……毛泽东以一连串的高超战术,指挥红军将士声东击西、形南实北与敌军周旋于云贵高原万水千山之间,使战争形势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由败到胜。由此,全党、全军指战员从心里敬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道出了全党、全军将士经过长征而形成的共识。
       如果说红军长征原本是一种不幸,那么不幸中的大幸就是中国革命的舵手和领袖通过长征终于在全党全军中得以确立,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一锤定乾坤”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乃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万幸。
       事实果真如此,从此中国革命战争从“星火”燃向“燎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胜利。长征的历史意义即在于此。因而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我们可能至今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和徘徊。用这两句话概括领袖的作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再恰当不过了。
        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能在长征中战不垮、难不倒、打不败,并表现出百折不挠、一往无前、无往而不胜的英雄气概?其中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其一,理想和信念使红军将士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他们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在危急时刻,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尤其是在战斗那样残酷、环境那样险恶、生活那样困难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仍处处关心人民群众,苦在人前、乐在人后。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深情厚谊和军民鱼水之情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是红军长征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其二,理想和信念使红军将士产生了强大的战斗力和英勇献身精神。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用数以万计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可以说,当时连生存的条件都极其困难,天上有敌机袭扰,地面有敌军的围追堵截,自然环境极其险恶,武器装备非常之差。“苦不苦,二万五”这是对红军将士长征历程的真实写照。以红军三大主力为例,红一方面军将士衣衫褴褛,打着赤脚,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终年积雪),跨过江河24条,历经11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红二方面军历经10省92县;红四方面军三过纵横近500千米的泥潭草地。野菜、草根、树皮、皮带、老鼠、甚至连粪便中没有消化的青稞粒,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都吃了。不仅如此,水流湍急的大渡河之所以闻名中外,是因为两支走过同一条道路而命运迥然不同的军队,相隔72年,在这里留下了“两段绝唱”。1863年,太平军骁将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灭。
       72年后,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幻破灭了。伟大的红军将士何以能创造出如此英雄壮举?原因很简单,来自于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来自于他们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
       一部长征的历史,就是生命写就的壮歌一曲。一条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就是一条浸透红军将士鲜血的红飘带。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黄土高原上的紧紧拥抱,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克服了三次“左”倾路线的干扰,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建了工农红军,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胜利进行了长征,学会了建军打仗,治国安民的艺术,从而使中国革命的胜利得到了保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狂妄野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出呼吁:“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领导中国人民军队成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面对东方第一号帝国主义强国,不畏强暴、英勇奋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形成了包括全国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在神圣的全民族抗战中,显示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巨大力量,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壮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怂恿下,于1946年6月起大肆向解放区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的仅8个月的时间歼敌70余万。1947年3月至6月,歼敌40万。直至1948年6月,我军经过两年的艰苦作战,共歼敌152万余人,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的条件和时机已成熟。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在历时4个月零19天的时间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从而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进程。1949年4月起,我军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大进军,至同年9月,共歼敌807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
       1949年3月,党中央、毛泽东在西柏坡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刚刚落下帷幕,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基本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新中国黎明的曙光已在东方闪烁。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从乡村转向城市,从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党也即将从革命的领导主体向建设的领导主体即执政党转变。就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了。毛泽东并没有被胜利所陶醉,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建设新中国是历史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能否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能否执好政,对于全党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面对一些人对我们党建设新中国能力的怀疑,面对历史性转折的考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一方面充满自信的向世界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另一方面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感悟,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两个务必”的告诫,旨在强化全党的忧患意识,自觉认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奢必朽,骄必败。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秦王朝,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原时是何等威武、何等强大,但他建立的政权仅存两代就灭亡了。明王朝是以农民起义起家的,明太祖对奢侈浪费、贪污腐败问题深恶痛绝,以严刑竣法治之。但他自己在胜利后也骄傲自满了起来,喜欢听顺耳的好话、吹捧奉承的假话。明王朝的第二代起就荒淫无度,仅276年时间末代皇帝崇祯就吊死身亡,摧毁这个封建政权的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们又重演了这个悲剧。
        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论述,旨在强化全党的使命意识,坚定勇于胜利的信心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激发奋斗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做好思想准备。倘若忘却历史的教训,缺乏对历史转折的自觉意识,缺乏奋斗不息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我们的党员干部就适应不了历史使命的转变,就经受不住执政后“糖衣炮弹”的袭击,就会在骄傲自满和贪图享乐中消解正气、朝气和锐气,历史的伟大转折也就难以实现,甚至有丧失胜利成果的危险。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论述,其中有两个重要思想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一是在伟大的成就面前,党内的一部分同志可能会骄傲起来,贪图享乐的思想可能滋长,不愿意再做艰苦的工作,如果不坚决防范和克服这种情绪,党的事业就不能继续向前发展,甚至会失败。中华民族历来是以勤劳勇敢、不畏艰苦著称于世的。我们的先人早就讲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翻开中国的历史长卷,我们就能发现,王朝的兴衰更迭,社会的治乱变迁,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即艰苦创业,励精图治,就能长治久安;骄傲自满,贪图安逸,必然走向衰亡。
       二是不论我们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必须长期艰苦奋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和宗旨,不断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奠定了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毛泽东也自信地说,我们决不学李自成,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我们党在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考虑和致力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夺取政权,至于党执政以后怎样办,还停留在一般的理论概念上,或以现有模式为参照。最早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是在抗战中期,当时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是共产党的老朋友黄炎培先生到延安访问考察,当他看到解放区的军民团结一心,共产党人朝气蓬勃,事业前途不可限量,感到非常高兴,同时又担心共产党人是否会重蹈历史覆辙,跳不出极盛到极衰的周期率。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能够做到,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我们的政府。
       在1949年10月的隆隆礼炮声中,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华民族从此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新中国犹如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在世界的东方。
       这样,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建立新中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实现了毛泽东“中国梦”的第一步奋斗目标。
        二、毛泽东的“中国梦”,赶上世界上最发达国家
        从发扬民主到坚持“两个务必”把他律与自律有机结合起来,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风建设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执政兴国的思想准备更加充分。由于有了这个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党顺利实现了由农村到城市,由战争到建设,由在野到执政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变。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就成功收拾了国民党丢下的烂摊子,战胜了西方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和武装挑衅,击退了国内反动势力的反扑和刁难,克服了党内的组织不纯和少数干部的腐败的现象,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伟大征程。
        毛泽东虽然不是最早有民族复兴思想的革命家,但却是最早提出实现民族复兴战略设想的领导人。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中国的历史将开辟一个新时代。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治愈了千疮百孔的战争创伤,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在此基础上,党不失时机地提出并规划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以“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总路线,正是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
        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在较短的时期内顺利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实现了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创造和奠定了中国进步和发展的良好基础。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中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改造形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走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人心。在中国,工人和农民占绝大多数,他们长期以来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斗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是不会把自己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拱手送给资产阶级,是不允许自己在领导革命胜利后重新受到剥削和压迫。因此,他们不能容忍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民主革命中,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千方百计进行干涉和破坏,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才热情援助支持中国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承认我们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对中国的建设提供宝贵的援助。相反,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并继续支持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搞复辟活动,甚至发动侵朝战争把矛头指向新中国,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开了一个好头。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领导人民打破旧世界,也能够领导人民建设一个新世界。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广阔前景。然而,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毕竟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以毛泽东为核心,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作出了贡献。
       1956年,党的八大根据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社会条件,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此前后,毛泽东相继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今后党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建设”,要用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确认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重视执政党建设,整顿党的作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1957年春天,毛泽东先后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前一个报告中,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毛泽东在后一个讲话中,他对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有新的考虑,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提出的建设现代科学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1959年年底1960年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进一步充实了这个思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思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中国梦”虽然未能完全实现,但为后来者的接力追逐找到正确方向积累了史鉴。这又何尝不是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我们的文化之例证。
       三、中国梦就是民族梦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而文化建设中倡导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提升正确价值导向的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潮舆论,是达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的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既包括强大的硬实力,更离不开如思想、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软实力。社会主义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最凝练体现,是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价值核心,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思想保证。在社会系统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经济建设需要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服务于经济建设。一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在价值观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率和支配着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观,是一种社会制度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原则”(薛海鸣:《新时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是社会意识形态一种表现形式。每个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时期都有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社会力量,构建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风向标,维护着社会的基本统治秩序,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步伐,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要努力实现的新要求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目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民主制度完善、生态环境优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而文化建设中倡导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提升正确价值导向的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潮舆论,是达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的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就是民族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它需要凝聚中国力量,也就是中国个民族大团结的力量。只要做到万众一心,实现梦想的力量就会无比强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的导向性价值理想,能够最大限度调动中国梦实现的利益关联体积极性、主动性;特别是十九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为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认识,把中国梦的共同理想转化为具体的价值追求,将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能够更好地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想的整合,让人民群众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构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和谐社会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列宁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邓小平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 王刚等编:《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6.向东主编: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著作导读》,中央电大出版社2015年版
7. 黄宏主编:《新的伟大工程》,学习出版社2002年版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21.
9.孙振宁.习近平的人民主体思想与马克思人本思想及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互通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8(6)
10.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13
11.秦义.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的创新价值[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7(1):129
 
作者: 何文静     安徽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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