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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 边海鹅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19-10-30

 
 
                                      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边海鹅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富于理论创新的党。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并始终致力于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革命、建设的道路,以一个又一个的伟大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五大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回顾了这段历史.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二者是一脉相承的统- 的科学体系。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5.31”讲话对“三个代表”的历史地位概括为两句话,即“三个代表”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 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这是一个新的论断,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又取得了新的理论成果。正是在这些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中国气派的新的理论指引下,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马克思主义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和“实事求是”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教条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基本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形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的新的理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德国,还是列宁主义产生的俄国都与旧中国有着社会形态上或国情上的巨大差别。因此,当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实际上同时接受了一项艰巨而又必须完成的任务即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从实践的感知到理性的探索再到理论的升华三个阶段。其中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毛泽东从大革命时期起,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探索。1927年以前,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已开始努力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始了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进程,其代表作就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第一篇、第二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通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写出的,现在很难达到那样的水平。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他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国情与其他国家的国情不一样,中国最重要的特色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何对待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 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1936年斯诺来到延安,毛泽东就讲了两句话:谁要赢得中国,就要赢得农民。谁要赢得农民,就要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抓住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在理论上加以阐明,代表性的文章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总之,到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并解决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
      毛泽东在全面认识和揭示国情的同时,也全面地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遵义会议以前,党内的教条主义是非常浓厚的,十年内战时期,经历的三次“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危害最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指出,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由于王明路线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它所造成的危害是前两次“左”倾错误所无法相比的。王明路线的最大恶果,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江西,被迫进行长征。结果使得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根据地损失超过十分之九,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三次“左”倾路线的思想路线也是“两个凡是”:“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这是博古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写的自我检讨中说的。在这条唯上、唯书, 不唯实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使得他们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犯了路线方向的错误。对于毛泽东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做法,他们不以为然,认为是违背了共产国际指示,讥笑山沟沟里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
      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依然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毛泽东率先发出“反对本本主义”的号召,同“左”倾教条主义展开斗争。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名叫调查工作)。毛泽东提出了三句著名的话,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要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反对了“唯上(斯大林、共产国际),唯书(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这些论述已经包含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那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因此在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同时,我们提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的呼喊,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束缚,冲破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石。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经过延安时期的努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毛泽东思想趋向成熟,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到党的七大已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此,中国革命进入全盛时期,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且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样强调要以这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9 年他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可以看出毛泽东一生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即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开创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初步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二、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曾经断言:一切社会形态的发展,最后终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他设想,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将是产生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然而,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并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极为贫穷落后的烂摊子,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穷二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历史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全新的课题。面对历史的挑战,毛泽东怀着必胜的信心率领全党又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但是,由于国内外复杂的原因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艰难曲折,也影响了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认识。虽然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但理论与实践脱节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逐渐发展到了“神圣化”的地步,违背了自己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以至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总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初次出现波折之后的20多年里,左”的教条笼單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也因此中断。
      邓小平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文化大革命”后的历史转折关头,使全党重新拿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根本思想武器,打开了新的局面。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否则就会僵化。如果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会亡党亡围。“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他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抓住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同时,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极端重视国情,也把国情的研究放在首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分析了我国的基本国情,认为从自然和历史状况说,就是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从社会主义发展的状况说,还处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甚为落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太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建设社会主义不仅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还要从当代中国所处的当代世界的实际出发。“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代世界有许多特点。对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有这么几点:一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二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  
三是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的科技革命将给予中国的发展一次难得的机遇。四是周边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迅速崛起,对中国的发展既是机遇,又是严峻的挑战和压力。
       基于对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科学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制定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逐步发展中国经济”。邓小平就社会主义的一系列主要问题,提出了新的思想和观点,逐步形成邓小平理论,并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终于完成了又一次由理性的探索到理论升华的飞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又一理论成果的诞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经济特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国两制”等等,都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找到答案。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的,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所以“新”,就在于在围绕前人没有解决好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突破性发展,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获得了全新的认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邓小平理论则进一步使社会主义从理想更接近于实际。这些新鲜思想,是邓小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新情况,创造性地提出的。邓小平理论指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出了困境,展示了一种新的形象和新的前景;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摆脱了困境,进入了新的境界和新的阶段。
       三、江泽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庄严历史责任。江总书记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能拿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正因为江总书记以这种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的过程中,深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规律,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又一座理论丰碑,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伟大创造。
       对搞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从理论上搞清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个就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如果说邓小平理论解决了第一个问题,那么三个代表则解决了第二个问题。进入新世纪,后一个问题的解决因第一个问题的已经解决而显得极为紧迫,更因国际、国内环境的大变动显得尤其重要。在江泽民同志“5.31”讲话中,提到了“四个一定要”。他说:“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这“四个一定要”,实际上讲的是“三个重大变化”对党和国家的新要求。“三个重大变化”又可以理解为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就世情而言,当今世界有四件事,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也都无法回避。一是世界多极化的发 展,二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三是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四是由以上三条带来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就必须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趋利避害,争取主动,加快自已的发展。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前,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带领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国情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初级阶段,小康社会。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矛盾和问题。这必须有清醒的估计。
       党情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这就是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所概括的: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大变化,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党80年发展所取得的全部胜利、成就和进步(执政、改革开放);另方面,这两大变化,又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在今天所面临的全部挑战和考验(执政和改革开放对党的考验)。可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研究和解决党的问题的最根本的依据。
       这三大变化对我们党如何巩固执政地位,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应了世情、国情和党情的重大变化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使我们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完整、更具有时代精神。
      “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什么“脉”相承下来了?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脉”相承下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脉”相承下来了,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作用和本质的“脉”相承下来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历史最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由先进文化引导的,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三个代表”坚持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创造主体性的统一,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坚持把党的先进性归根到底放到党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实际作用中去考察,而且使这种坚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由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就是符合时代要求和合乎逻辑的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一重要 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由此而确定这一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纵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第一,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要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实践,创造新的理论。邓小平则针对“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1981年领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时候,更明确地指出:“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五大也同样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邓小平理论,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各个领域,涵盖各个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在5. 31讲话中江泽民更进一步指出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指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丟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
       第二,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以全面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为历史起点的,本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敌。毛泽东和邓小平、江泽民都是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典范。在革命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曾经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等名著,阐明了解放思想,坚持从实际出发,纠正本本主义的方法和途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同样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要亡党亡国。”他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和逻辑起点,解决了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坚持与发展的辨证关系,既坚持马列主义,又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历史任务发展马列主义,“坚持”是为了“发展”,“发展”是最好的“坚持”。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和邓小平、江泽民都非常善于总结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人民群众丰富的社会实践,通过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发现、发展真理。比如邓小平一直讲在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基本点还是那么多”,这就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同时又在实践中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提出 了一些新的思想、理论、观点。
第四,必须深刻认识国情和世情,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特征,这样我们党才能永远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从以上论述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江泽民都是站在时代前列,把握时代脉搏和时代特征,创造新的科学理论的典范。
       历史充分表明,我们党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勃勃生机,不断开辟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西气东输管道公司甘陕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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