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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

作者:童 勇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17-11-01


 
      摘  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开拓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是他奠定了延续至今并将长期传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基。在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研究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  解放思想

        一、“实事求是”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的形成基础

       无产阶级如何夺取国家政权,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是以“暴力革命”为原则,以“夺取中心城市”为重点。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和总结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遵义会议之前,就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以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为宗旨,所掀起风起云涌的武装起义不计其数,但大都遭受挫折而失败了。其原因何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在中国行不通,还是在中国不易搞城市暴动?在众多的起义领导者中,唯有毛泽东最为冷静和清醒。当他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几经挫折后,他审时度势,在战友们的支持下,他“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果断地放弃了攻占长沙的计划,运用了避实击虚的战术,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宵山脉中段进军,把部队带上了井岗山,建立了红色政权,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以把马列主义、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对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辟中国革命蹊径的正确意见和方法的同志采取非难、打击,甚至迫害的现象。这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缺乏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的状况,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如:王明、李立三、瞿秋白等三位“左”倾教条主义者,他们都抱着“城市中心论”这一点不放。在他们看来,城市武装暴动是俄国革命过程中的正确认识,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结论,即使拿到中国来,也不需要再重新加以认识了。在这里,他们都犯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他们不懂得真理是一个过程,随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在改变着它的真理性的道理,所以他们碰了壁。而毛泽东则不然,他认为“城市中心论”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是正确的。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就未必行得通,需要重新加以认识。最后,在实践的客观要求之下,抛弃了“城市中心论”而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把“实事求是”,即理论与实际具体地历史地结合这个问题当作一个过程来对待了。正因为如此,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才在民主革命的反复探索中创造出了内容十分丰富,并有着科学内涵和严密体系的伟大理论━━毛泽东思想。进而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使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而他的理论也就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成为真理。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任何一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经验中,都找不到它的提法和例子。它与“城市中心论”,以工人运动为重点,发动和组织工人举行武装暴动,先占领中心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比较,是一个截然相反的概念。它不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一般或简单运用,它完全是一种发明,是一种创新。如果非要说它运用了马列主义的什么东西,回答的是运用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解放思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所在

       解放思想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联系在一起的,解放思想无非是要求人们从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因循守旧以及各种迷信思想中解放出来,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一致。实事求是是一个运动发展过程,即以实践为基础,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逐渐符合并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既包括解放思想,也含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内容。在毛泽东看来,解放思想,必须转变观念。不转变那些目光短浅、作茧自缚的旧思想、旧观念,解放思想终将成为纸上谈兵,势必落空。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之间,存在着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归宿和目的。只有做到解放思想,才能产生“敢”字当头,也只有人们产生了“敢”字,才能有勇气和胆量去冲破已经形成的过时的框框或者错误思想,促进理论的发展和与时俱进。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从“前人未说,不能逾越”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所在。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内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其中以在俄国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动辄引经据典的王明的“左”倾路线,“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中共中央文件选编》:《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其结果使革命惨受损失和失败。由于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勇于解放思想,不唯本本,才使井岗山道路得以开辟,并以其星星之火,燎原于中国大地。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又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大革命遭受挫折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当时占据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思想无疑是俄国十月革命模式,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运动为重点,发动和组织工人举行武装暴动,先占领中心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正确的理论创新来自于丰富的社会实践,来自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来自于无私无畏的勇气和锲而不舍的研究探索。毛泽东一边领导红四军转战湘赣粤大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一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问题,相继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巨著。毛泽东开创井岗山道路时,正值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第三阶段理论”和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盛行之时。它们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毛泽东却大胆地独辟蹊径,放弃“中心城市武装暴动”——进攻长沙,而进军井岗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不能不说是开了我党解放思想之先河。

      毛泽东这一英明之举,既打破了共产国际在指导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经验化和神圣化,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寻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然而,毛泽东这一英明之举,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看来,无疑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是离经叛道,必须坚决给予无情批判、鞭笞,甚至打击,对于毛泽东抗命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兵井冈山之举,中共中央撤掉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对毛泽东反对红军攻打城市坚持走以乡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当时的中共中央污蔑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农民意识”。毛泽东顶住压力,坚持真理,面对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责难,他没有妥协和退让。相反,为了把全党彻底地从教条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1930年5月他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批判了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的瞎指挥,批判了共产国际在指导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特别是在文章的题目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中国革命正确的斗争策略、方式方法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那种只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本本”中找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答案的想法,是保守的路线,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因此,毛泽东主张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做了实际调查。毛泽东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理念,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实践论》提示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矛盾论》坚持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指出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论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随着革命实践的向前发展,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创新逐渐被全党接受,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思想,得到全面实践。

       延安整风时博古把王明“左”倾错误归结为“两个凡是”:“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张素华:《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王明后来自己说:我的许多意见,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李立三的“十月来信”中抄来的,是根本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作风。(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这样,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顺理成章了。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人格高尚是毛泽东思想的永恒课题

       毛泽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但没有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建国以后,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克思中义中国化原则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搞建设是一个更困难、更陌生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页。)为了深刻地认识这一必然王国,毛泽东从调查研究入手,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其代表作《论十大关系》一开头就明确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是他一篇杰出的经济代表作,这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历史掀开社会主义建设新篇章的关键时刻,无疑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深远历史意义。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探索的精神一丝不减,他居安思危,深谋远虑,他指出:“要预防将来”,“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页。)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毛泽东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面临的诸多矛盾,分析这些矛盾的性质和作用,制定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毛泽东还提出了有待后人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页。)另一个是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在经历了中苏论战和其后的苏东剧变之后,这个问题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苏联等国所发生的严重倒退也从反面作了例证。

       其次,毛泽东“治国我当以身作则”,既是其伟大人格和崇高品质的内心独白,更是一面镜子、一把尺子。有道是,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古人尚且知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作为新时期的党员干部,更应该明白这一点,并切实锤炼好“对党忠诚、对事负责、对己严格、对人热情”的良好品质。党员干部,肩负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必须始终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己清正,对人公正,对内严格,对外平等,以党性约束自己,以党纪规范自己,克己奉公、廉洁奉公,强化党性修养,提高执政本领,真心为民服务。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事情就是我们党性所系、职责所在,要设身处地,真心为群众着想,真情为群众办事,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称职的领导干部,保持自己的先进性。

       其三, 防微杜渐,防止干部子弟特殊化。干部子弟是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不是党的干部,不处于执政地位,但是由于所处的特定的干部家庭生活地位,即被赋予特定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一切非干部家庭的子女所不拥有的。干部子女教育得好,对社会和党的形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起到十分消极的作用,给人民生活造成危害,损坏干部的形象和党的地位。毛泽东早已警觉到这个问题,并发出警告,对自己的子女也不例外。

        ——防止贵族化,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一律平等。凡贵族都是处于特权阶层,社会中的诸多不公平、不公正的罪恶,人民生活的苦难,往往与贵族阶层过多占有社会资源密切相关。也正因为广大人民生活艰难,痛不欲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战争活剧。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不允许新的贵族产生。针对建国初学校教育中划分等级的问题,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明确批复:“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20} 他希望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人人平等。

       ——人格独立,依靠自己,持家立业。由于干部子弟特殊的家庭地位,尤其是有些是革命先烈的后代,处处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关照,而有的则变得不自觉。对此,毛泽东也给予了警告。1959年6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他担心干部子弟如果不能人格独立,生活独立,自食其力,就会逐渐走向官僚化和贵族化。使他更为担心的是,干部子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问题。1967年5月22日,有十七个自称红卫兵的人到云南抄了一位副省长的家。参加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十一人,除两人外,都是高级干部子弟。对此,毛泽东十分惊异。5月28日,他立即批示:“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毛泽东担心的是干部子弟变质问题。

       总之,毛泽东关于干部子弟的思想是十分深刻而广泛的。如果仅仅从文中的表述来理解,似乎只能掌握表面的几条,而更为重要的,或使当代干部学习时更应知道的则是他产生这些思想论述的长期的社会实践。除了他亲身的社会实践这个必要因素,还要归功于时代的因素。俗语道:时代造英雄。毛泽东的思想火花是与火热的革命实践和勤奋的工作不可分的。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去对他的过失说长道短。恩格斯说:“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时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同理,虽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之路走的十分曲折,但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理念,为时人、后人树立了榜样,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他提出的实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尤其是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衷及其《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巨著,不仅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有着深远意义,而且为今天实现中国梦也有着借鉴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
[2]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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