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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与习近平的继承与发展

作者:苏 伟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17-02-20

 
          论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与习近平的继承与发展

                         ——纪念毛泽东诞辰123周年

 
                                                                  苏 伟
 
        内容摘要: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有以下重要内容: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并举的基本战略,确立了速度与规模并举的现代化“赶超战略”,确立了以农轻重为序、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确立了“党治”与法制并举的政治现代化战略,确立了“鸣”(百家争鸣)“放”(百花齐放)并举的文化现代化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思想。这些战略思想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近30年中,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改革开放,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诞辰123周年的时刻,回顾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及其思想理论,总结其成败得失,有重要意义。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继承、发展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将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研究,其意义就更加重大。
 
       一、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历史回顾
 
       1.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战略思想,主要体现于毛泽东及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著作中,体现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一系列基本方针和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之中。概括起来,有以下主要内容。

     (1)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在他已经并且将永远标榜史册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豪迈地宣布:“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1]350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所以伟大的基础性内涵,毛泽东早就胸有成竹了,这就是他在七大上讲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2]1081,就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3]1433。后来,他把这个内涵讲得更全面、更科学了,这就是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4]116如果将“科学”与“文化”作作区分,毛泽东实际上提出的是“五个现代化”。众所周知,这是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和习近平强调的“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基础。

       (2)确立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并举的基本战略

        总结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5]214,“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惟一的出路”[5]267。这就是说,“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6]143。 因此,毛泽东一以贯之、反反复复将中国的现代化定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正是因为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坚定的战略方向,所以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并举”的发展战略。他强调,对“结合在一起的”革命和建设,“绝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绝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1]432。为什么不能将它们分割开来呢?毛泽东作了回答:“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1]438

       可见,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两大任务结合起来,同时并举,相互促进,形成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政治方向和历史内涵,这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思想的一大特点。对这个战略的历史依据,毛泽东后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作了理论上的阐述:“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4]132从“历史规律”高度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并举”的战略思想,既强调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又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政治意义和方法论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这一战略,尤其是其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是毛泽东留下的宝贵遗产。并且,至今仍然应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可违背的战略思想。

       (3)确立了速度与规模并举的中国现代化“赶超战略”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合作化运动高潮中,毛泽东集中地思考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问题,并指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7]223毛泽东的结论是:中国的现代化步伐要赶超资本主义强国。可以说,这是中国“发展速度”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在1955年3月明确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1]392后来,他又讲了那段著名的话:“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5]89毛泽东之所以一再要求“多快好省”,甚至不恰当地反“反冒进”,甚至“大跃进”,都是为了要实施赶超战略。

      “赶超”思想的产生,是有必然性的。因为,新中国“一穷二白”,又处于敌对的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之中。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4]340因此,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极大地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努力赶超发达国家,一定成为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必选项”。所以,尽管在实施“赶超”战略中出现过“大跃进”那样的重大失误,但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并没有放弃“赶超”战略,相反,是进一步修正、完善、丰富了“赶超”战略。毛泽东就总结其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两阶段”观点,尤其是提出了用一百年时间去赶超西方列强的战略思想,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战略设想,等等[ 参见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8卷。]。

       到1964年12月,毛泽东再一次明确地强调了中国的“赶超战略”:“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4]341这个战略思想,为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所直接继承,并成为邓小平“三步走”和习近平“两个一百年”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基础。

       毛泽东还认为,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可以说,这是中国“发展规模”问题的实质。在八大上,毛泽东要求“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6]145。由于“大跃进”的耽误,党和国家在60年代中期对这一目标的完成期限,定在了“1980年以前”[8]479。事实上,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确实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而且,它对于我国后来在改革尤其是对外开放中也能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也具有深远的意义。时至今日,这“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仍然是“大国的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在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毛泽东,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他讲:“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5]41这个重要方针,对我们今天的对外开放,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4)确立了以农轻重为序、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毛泽东从战略高度提出的“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

        毛泽东认为,西方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是从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开始的道路,中国绝对不能走;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则是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也损害人民的利益,中国也不能走;中国必须走出一条既符合自己的特殊国情,又符合现代化规律的新的工业化道路。他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5]240对此,他制定了“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5]241的发展战略,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重工业为中心,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将毛泽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战略方针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10]。

       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战略,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又符合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历史要求。尽管我国在当时的实践中,仍有过分发展重工业的偏颇,然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上,毕竟是毛泽东首先概括了农业发展对工业化的六大战略意义[5]199-200,并首次提出一个新的战略思想:“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一定要这样做。”[5]200因此可以说,“工农业并举”战略,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既别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又别于苏东较僵化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先河。

       (5)确立了“党治”与法制并举的中国政治现代化战略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4]305后来,他在“九评”[ 即“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批评所谓“全民党”观点时又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11]可见,关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政治战略是“人治”的说法,是不妥的,应该是“党治”--以党治国。“党治”的实质是集体领导,而“人治”的实质是个人专断,不能混为一谈。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发展起来的个人专断作风,不能代表他的整个的政治战略,不能代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战略。
       正因为强调“党治”,而且,还将党治作为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所以顺理成章,毛泽东特别强调在执政的条件下“治党”--保持党自身的纯洁性并实现执政党自身的现代化。党的八大为此制定了三大原则:其一,“党必须不断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其二,“必须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其三,“必须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6]157。这些战略思想,尤其是强调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来实现党自身的现代化的战略思想,对我们今天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强调“党治”的同时,毛泽东也将法制作为了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战略。1954年,他在通过新中国首部宪法的全国一届人大上,要求“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1]328。1957年,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将“法制问题”作为一节,专门做了论述,并“要求所有的人都要遵守革命法制”[7]359。尽管后来出现了“文革”那种“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局面,但它并非是毛泽东想要的我国政治现代化的理想境界,而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非常措施(尽管这也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应该珍视毛泽东的法制战略思想遗产。

       (6)确立了“鸣”(百家争鸣)“放”(百花齐放)并举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战略

       毛泽东一直把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的新中国,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任务。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立誓:“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2]663他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又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7]5

       回应“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5]229,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讲,这两大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5]229。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鸣”“放”并举,实际上也就是毛泽东的文化现代化发展战略。

     “鸣”“放”并举的战略,吸取了我国历史上科学、文化发展的经验,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科学和文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使中国的科学和文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指针。在文化软实力地位和作用更加显著的今天,其指导意义产仍然重大,也可以更为重大。

       2.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简要评说

       综上所述,由于有五大“并举”,所以可以说,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指导思想,是“两条腿走路”。这是毛泽东“现在(1958年——引者注)的提法”——“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3]33 而且,他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对这一方针作了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的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在我国,在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思想,确立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思想,确立了。大洋群、中洋群、小土群,土洋结合群,总之,大型与中小型企业的对立统一,洋与土的对立统一的思想,确立了。”[11]638

       历史地看,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及其思想理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和我们党在实施这些战略时,出现了一些较大的战术性错误。例如,“革命与建设并举战略”及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术就失误了;“赶超战略”及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大跃进”的战术就失误了;“中国式工业化发展战略”及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以钢为纲”的战术就偏颇了;“党治与法制并举战略”及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以党代政”的战术就失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战略”及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过分强调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战术就失误了;等等。而且,有的战术错误反过来又扭曲了原本正确的战略,导致战略失误。例如,革命与建设并举战略,由于战术错误的影响,后来被放弃,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发展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失误,有探索过程中较难避免的一些客观原因,也有毛泽东后来“骄傲起来”的主观原因,经验教训还需总结汲取,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以毛泽东和我们党的战术性失误,来否定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及其思想理论,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11]298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继承、发展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及其思想理论,继续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习近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继承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我们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东西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4]30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有历史性的继承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和党中央在继续继承、发展着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

       1.继承、发展毛泽东“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战略思想,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目标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前景已经明朗的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思想。“中国梦”,是对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思想的继承和弘扬,是对毛泽东“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思想的继承和弘扬。而其“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与毛泽东“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战略目标、与邓小平“分三步走,(到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更是一脉相承、紧紧相衔接的。

       海外有评论说,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是要淡化中共理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增强中国的民族主义色彩。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中国梦”强调的是要弘扬爱国主义,而不是要强调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狭隘的观念,我们党历来反对。其次,我们党的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它的爱国主义属性,与它的人民性,都是统一的。只有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所以,要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见,“中国梦”战略思想既增强了党的理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同时也增强了它的人民性色彩,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要努力实现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2.继承、发展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并举的战略思想,确立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如前所述,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并举”的战略思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原理的实际运用,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强调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期建成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经济更加繁荣、政治更加民主、文化更加昌盛、社会更加和谐、生态更加良好的全面小康社会,从而充分体现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又强调必须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保障、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关键,以实现全面小康,从而充分体现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所以,其战略思路与方法论意义与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并举”的战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然,由于历史背景和实践要求、实践条件有巨大的历史进步,因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广度与深度,也都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3.继承、发展毛泽东“打破常规”加速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确立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战略

       如前所述,毛泽东提出了“打破常规”的发展理念,要求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且,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以农轻重为序”发展经济、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并重、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调动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等重要的发展方针,尤其是,毛泽东在我们党内率先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理念[1]436。直到今天,这些发展理念和发展方针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这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的实践要求下,习近平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我国经济社会能够实现效率更高、质量更好、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树立了新的指南。这五大新发展理念,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而基本实现现代化,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指导意义。

       4.继承、发展毛泽东“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的战略思想,超越其“发展经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阶段性思想,确立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早在1949年底,毛泽东在制定新中国的外贸方针时就明确指出:“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1]35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把“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的战略方针[5]44。他还指出:“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4]305在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禁运和封锁时,毛泽东还指出:“美国现在搞禁运……它不禁运,我们就要同它搞贸易,就要同英国、法国、西德等国家都搞贸易。”[15]287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和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想要对外开放的,但是,正是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敌视态度和禁运、封锁政策,我国才无法对西方世界开放。当然,由于我国当时经济落后,“还拿不出东西同它们搞”贸易,所以,毛泽东提出了“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的方针[11]641。继承毛泽东以宽广的眼界看待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战略思想,超越其“主要靠国内市场”的阶段性思想,在改革开放推进了35年之际,习近平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不但将推动我国的对外开放实现从“引进来”为主到“走出去”为主的飞跃,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从“仿造型”(被动地接受别国技术与标准)为主向“创造型”(主动地使用自主技术与标准)为主的飞跃和“中低端”向“中高端”的飞跃,而且,将推动欧亚大陆、太平印度大洋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革,其战略意义、历史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

       5.继承、发展毛泽东“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惟一的出路”战略思想,确立了“穿合脚鞋子”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

       如前所述,毛泽东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惟一的出路”。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的集中体现,就是毛泽东讲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3]1480。在改革开放之际,邓小平又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并发展了毛泽东的政治发展战略。在中国迅速崛起并更加广泛、深入地参与世界经济政治生活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16]。他还形象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17]这既通俗又科学的“鞋子合脚论”,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既彰显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的成功经验,又总结了许多原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穿西方的鞋”、走西方的路但却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社会剧烈动荡、政权频繁更迭的失败教训,战略意义非常重大。

        6.继承、发展毛泽东建设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的战略思想,确立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为核心的文化发展战略

        如前所述,毛泽东强调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要把中华民族升华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继承这些重要的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18]190。在改革开放已全面持续推进近4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得到较充分发展的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多层化、利益多元化、价值观多样化的特征非常突出,如果不能用有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去引领,则社会可能又成为“一盘散沙”,以价值观为灵魂的文化也可能“碎片化”而难以昌盛。由此可见,只有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才能全面推进包括“双百方针”在内的文化发展战略,建设“文明先进”的中国。

        7.继承、发展毛泽东“两个务必”的战略思想,确立了以“加强纪律建设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的执政党党建战略

        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建设,视其为党的“三大法宝”中最重要的“法宝”,要求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2]261。在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前夕,毛泽东更是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执政党建设方针,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们党面临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而管党治党又出现了失之于“宽、松、软”,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突出的情况下,习近平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强调“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18]119。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挺在前面”,严格执行、违纪必责,就一定能够保持党的纯洁性。

       综上所述,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开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以这些宝贵的战略思想为指导,我们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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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 中共党史文献选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G].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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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N].人民日报,1970-06-14.
[10]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1962-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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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G].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5] 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6]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2-05.
[17]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3-24.
[18]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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