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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与反腐败运动

作者:章鼎成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17-03-10

      从上井岗、征万里,到百万雄师过长江;从延安整风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76年6月13日,毛泽东在病塌上说:“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指台湾——引者)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说此话后不到三个月便离开了人世。纵横毛泽东一生所干的两件事,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一件是为人民打江山、谋幸福;另一件是为人民保江山、防变质。因而这两件事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是有机的、完整的统一。

         一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力行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的丰功伟绩是闻名于世、破天荒的。正因为此,毛泽东是人类有史以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举世公认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贺之敬、魏巍、朱子奇:《世纪伟人的颂歌》,载《求是》杂志2001年第14期,第61页)

       在毛泽东践行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中,思行一致,公而忘私;严于律已,几近苛刻;光明磊落,唯民是图……总之,他一生所干的这两件事,全部都是为了他深深热爱的人民。

       他决不容忍人民受凌辱、受奴役,所以他领导中国革命,上井岗、征万里、过长江,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站立起来。

       他决不容忍人民受饥寒、遭贫困,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他立即带领人民,复经济、总路线、大跃进、搞四化,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富强起来。

       他决不容忍人民受愚昧,受毒害,所以他发动人民,破四旧、反腐败、防复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纯洁起来。

       历史是割不断的。新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而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另一层含义是: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存在、发展、壮大,都是靠毛泽东思想指导。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为人民服务而奋斗的历史;一部新中国的历史与毛泽东思想融为一体。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人民选择了毛泽东,这是一个合而见义的互文关系。共产党之所以是共产党,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就是因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人民选择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选择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必然结果。

      人民不会忘记。为了人民的事业,毛泽东牺牲了六位亲人,其中有他的爱妻杨开慧,一曲《蝶恋花》,挥不尽人间的思和念;尤其在全国解放后,他毅然将长子毛岸英送往朝鲜前线而血洒疆场,一句“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说不尽人间的悲与壮……其精神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让风云失色、日月无光。这在当今社会是无法想像、难以让人置信的。因为,不要说是毛泽东,就是×××的妻儿,那怕是沾点亲戚关系,就能呼风唤雨,享不尽人间的富贵荣华。

      人民当然记得。在长征路上,毛泽东把赖以活命的几块青稞饼让给了饥饿的战士(参见《平凡与伟大——毛泽东中南海遗物轶事》画册);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毛泽东节衣缩食,与人民共渡难关,七个月不吃一口猪肉,看着自己的孩子吃不饱饭,体会到为人父的沉重心情,而自己却常常是一盘野菜对付一餐,导致全身浮肿,周总理多次劝说他吃口猪肉,那怕是为了全国人民吃上一口;直到他去世之前还穿着那件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李银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卫士中有个小李,后来担任某公司副经理,他曾感叹:“唉,我经常是一顿饭就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我是没脸见他老人家了!”(参见1993年9月20日《山西青年报》)小李的这几句话,道出了两个时代的社会特色,可谓字字千钧,沉重地压在了中国人民的心头。

       人民难以忘怀。1950年淮北地区发洪水,受灾严重,毛泽东伤心地流下了泪水;当警卫战士拿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他双手颤抖,流出同情而内疚的眼泪;当他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时,竟“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毛泽东时代令过来人留恋忘怀,使年轻人翅首神往,这难道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种反常现象?!

      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到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他一生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为了解放人民、造福人民而奋斗。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演变中,改朝换代而又江河日下的历史周而复始。李自成的农民军打天下18年,坐天下18天。为什么亡忽得这样迅速?历史学家可以去作多视角的研究,但根本原因是决不能回避的,那就是:腐败。腐败的最大特点,就是用“权力”鲸吞人民血汗,最终必定丧尽民心,这就是历朝历代跳不出“兴衰更替周期率”的根本原因。当前中华民族面临最大的危险是腐败。腐败问题不解决,将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并且已经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

      1949年3月23日,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京。毛泽东对大家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建设共产主义。”他深情地把进城称为“进京赶考”,把人民群众尊为考官,把自己视为学生,把建设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当作广袤的考场,把历史作为公正的监考人。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谦逊的美德。

       人民早已点了头,历史早已下了定义,毛泽东决不是李自成。毛泽东用自己的一生填写了一份令亿万人民群众为之动容、叹服、感慨和深思的答卷,上面写着五个闪闪发光的大字: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海枯石烂般地矢信、“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执着,对人民大海般的深情、泰山般的厚爱,唯独对自己是那么的苛刻,对自己的亲属是那么的不尽人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一次回绝外婆家15个亲戚希望得到照顾的请求。来信是毛泽东情同手足的表兄文运昌。追溯毛泽东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婆家度过,得到舅舅、舅妈等亲戚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也与表兄弟姊妹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然而毛泽东却以“大义灭亲”、大公无私来替代那种基于血缘(尤其是他的子女)、亲情和乡情的以权谋私、鸡犬升天。为此,毛泽东在给当地人民政府的信中说:“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努力和众人一样,不应有任何特殊。”

      毛泽东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无论在他身前还是故后,人民群众无不为他开天辟地的伟绩和感人至深的事迹而潸然泪下,无不为他科学的思想观念、崇高的人生理想和伟大的品格情操而感到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礼。

      毛泽东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代表,是一座丰碑、一面镜子、一把尺子。中国共产党已由8000多万人组成的泱泱大党,面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这面旗子,有多少人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能够问心无愧、义无反顾地铮铮有词:我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人。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幸运,是中国人民的福气,是中国人民的自豪,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毛泽东,这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和脊梁;毛泽东,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人民的心目中,已成为美好理想和坚定信念的象征;毛泽东,这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令一切个人主义、腐败分子胆颤心惊;毛泽东,这是一个永远的名字,必定与世长存,与民同在,与日争辉。

        二

      毛泽东逝世后的三十多年来,由于脱离了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基本点上,在对毛泽东生平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始终笼罩着层层阴影。有人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将毛泽东及其思想机械地分割开来;也有人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否定中国革命,将毛泽东污蔑为封建帝王;更令人可笑的是,有人认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权力斗争,对此就连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也予以反驳,他说,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

        所有这些对毛泽东的恶意攻击既客观存在,更不足为奇,也是必然的。因为:

        第一,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一个历史过程。正如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必然会有漫长的资本主义社会。勿须讳言,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因而,完全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科技,包括所谓的政治多元化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需要。

      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资本主义只不顾370多年历史,比起它所替代的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应该说更具有生命力。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发挥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就有它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至今人类社会形态的主体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在搞资本主义,尤其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强盗政治在国际事务中仍然占居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仍然在称雄道霸,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令资本主义悲哀的是,在它形成才200多年,就被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批判地揭露其加快走向灭亡的、致命的灵魂本质:资产阶级私有制。从而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取得胜利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第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毛泽东立足于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原理,根据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探索和实践中国跨越发展的特殊历史过程,解决了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从而在思想认识上肯定了中国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在实践过程中把中国引入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使中国人民在饱受几千年封建压迫和百年帝国主义蹂躏之后,免遭资本主义苦难的一次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这一个“救”字,不仅指出中国摆脱封建和殖民统治,铲除资本主义萌芽,实现全民族独立,而且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一基本制度确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切为人民谋利益、图幸福、促发展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以共产主义理想、为人民服务思想为核心的上层建筑。因此,毛泽东始终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由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来提供正确方向和根本保证。他所提出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并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纲举目张”思想,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二位一体的。“抓革命,促生产”蕴育着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

      第三,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毛泽东多次说过,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是腐朽的资本主义与新生的共产主义生死搏斗的时期。这一过渡时期,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阶段,也称之谓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它的历史使命是要埋葬资本主义,直至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有挫折与失败,出现曲折和反复。一方面,帝国主义妄图通过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颠覆破坏和用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战略,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仍是以传统式的小农生产为基础,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参加革命队伍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农民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党员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因此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8页)可见,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新中国,要清除积淀了千百年遗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和旧意识的残余,改造旧文化、旧思想,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阻止外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必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在一定意义上,它比推翻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要艰巨的多,正如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指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根据国际社会环境和中国跨越进入社会主义的实际,尤其是社会主义还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国内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国内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经过几次复辟。因此,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开天辟地为人民谋幸福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但是,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斗争的矛盾,又存在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怎样加以区别,相互关系如何,尤其谁是第一位的?这决不是对毛泽东是非、功过、成败评价的分歧所在,而是一个极为基本的常识。巩固人民政权始终是第一位的。无论对革命党,还是执政党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首中之首”、“重中之重”。巩固人民政权就是为人民服务。无论对革命党,还是执政党来说,发展的实质是大多数人得利益,而不是什么“弄清楚执政党与革命党到底有什么区别”(谢春涛:《毛泽东威望的现实考量》,载香港《凤凰周刊》2003年第36期),关键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运动?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

      众所周知,新中国诞生在贫穷落后、满目疮痍,就连一根火柴、一枚铁丁都不能生产,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的废墟之上,而经过短短的二十几年,却是一个卫星上天,“核武”在手,成为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东方强国”。“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是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的时代”,“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更快。”(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就连唯心主义们最为恶毒攻击毛泽东而凭空捏造、信口雌黄、丧尽天良、拿不出任何数据的所谓“导致国民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七点一而没有通货膨涨及物价飞涨(参见邓力群:《介绍和问题——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此,完全可以说,在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速度是空前的、持续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尽管经济还不富裕,但绝没有黥吞人民血汗的腐败现象。毛泽东时代,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是深刻的,是巨大的。归根到底,就是人民看到了一个廉洁勤奋、专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人民政府,看到了真正为老百姓谋幸福的人民领袖。这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先进的、纯洁的、美好的时代。

      人无完人,作为一个现实的人,毛泽东在力行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中,肯定有过失误,犯过错误。然而毛泽东逝世后,比毛泽东更英明、更伟大的“学者、导师”们纷纷出笼。他们指责毛泽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他们的的确确是“生不逢世”,否则中国不可能只出一个毛泽东。尤为人民群众愤怒的是他们求全责备,把毛泽东的某些失误,恶意绝对化、扩大化,恨不得把毛泽东踩在九泉之下,从而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歪曲为“‘左’祸”连绵、‘左’灾不断的黑暗时代”,尤其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尽人间最恶毒的语言:“十年浩劫”、“深重灾难”等等,简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法西斯的同义词。也有人对亿万人民自发掀起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毛泽东热”大潮,提出“值得我们警惕”(谢春涛:《毛泽东威望的现实考量》,载香港《凤凰周刊》2003年第36期)。更有甚者,指责毛泽东是封建帝王。这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无稽的宇宙玩笑。试问,历史上有那位帝王把自己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水乳交融,休戚与共?有那位帝王唤醒民众,依靠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又有那位帝王在法律上赋于人民至高无上的权利?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包括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四化等等,都是发动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确保人民江山不变质的伟大实践,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作用能推进的。否定毛泽东,不仅仅是对毛泽东个人,而是对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污辱,是对一个时代的信口雌黄。“可以说,在肯定和否定毛泽东的问题上,实际上反映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魏巍:《我崇敬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摘自《话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历史是面镜子,它不是真理,胜似真理,因为它没有绝对性和相对性,历史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历史既是个名词,它是过去的客观存在,但历史更是一个动词,它启迪人民以史为鉴,分清是非,明白事理。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发生了震撼人类社会的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二十世纪初,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从而在人类历史上树起一座巍峨的丰碑,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场伟大革命的胜利“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3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等一批国家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形成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5页)的发展趋势。第二件大事是二十世纪未,毛泽东逝世,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的腐败现象泛滥成灾。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不战而胜”,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兴高采烈,他们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终结,“配合着流畅的进行曲节奏,它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死亡……它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载《新左派评论》1994年第205期,第38页)他们张牙舞爪、为所欲为,蔑视暂时跌入低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邪恶”、“无赖”、“恐怖”,用超级军事力量的“硬实力”和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文化的“软实力”,妄图完成对社会主义蜕变的“最后攻坚战”。

      事出有因,难题易解。苏联东欧等一些共产党的丧权亡党,难道是“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使苏联东欧变质了,解体了,演变了?究其原因,归根到底就是:腐败,定然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主义科学院曾经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员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这些都必然增强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致人们由此及彼,认为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连社会主义也不相信了。”;“从一定意义上讲,苏联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不能说没有成绩,军事、经济搞到了世界第二,教育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都不亚于西方国家”,而“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最多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就有一个共产党。”(黄苇町:我写《苏共亡党十年祭》,载香港《凤凰周刊》2003年第23期)

       政治倾向不同,决定价值取向不同。在中国社会,“当今的腐败,历史少见,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至各种社会层面和诸多社会问题。”(李悦为杨继亮《腐败论》作序)“在反腐大潮中,已难以找到没有污染的领域。”(参见《南风窗》2005年第1期)可以说,当今中国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是一种历史性的开拓,就连资产阶级政客也望尘莫及。腐败的本质是剥削,是彻头彻尾的封建、资产阶级最卑鄙、最无耻、最肮脏的野蛮行为。本质上,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制度与腐败格格不入、水火不容,当然是不可思义的。但是,为什么“年年反腐年年腐?”(参见《半月谈》2004年第24期)“而30多年过去了,腐败似乎是越来越猖獗。1979年的时候,一个王守信,贪污了50万元,就是天字第一号贪污犯了,今天呢,如果要争第一,恐怕得50个亿才行。”(张鸣:《当腐败“对决”制度》,半月谈网,2011年11月22日)有人说,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如果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境界都没有,那么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入党宣誓,也许是有口无心,或者动机不良。“因经济犯罪已被处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有一番‘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则在私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王多:《信仰不能丢》,载《解放日报》2005年1月25日)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被枪决。两声枪响,震惊中外,震撼人心。从此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人的名字成了‘蜕化变质’的代名词。无数老百姓睁大眼睛用怀疑的口气说:‘共产党里有这样的官吗?’而今天,当报纸和电台出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干部形象时,老百姓也睁大眼睛问:‘现在社会里能有这样的官吗?’同样是睁大眼睛的疑问,却道出了不同的心态,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杨继亮:《腐败论》,第487页)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有待于全人类的解放。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实现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更替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一个需要逐步认识的必然王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曲折和反复,因而发生各种各样的挫折与失误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由此,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结束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历程,他只是为此进行了一次次艰辛的探索,尝试到一次次挫折的艰难,迈出了一步步前进的步伐,作出了一次次科学的预见。

      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以来的160多年,社会主义从理论到运动、成为社会制度以来的90多年,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以来的60多年,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的和中国的,正面的和反面的,无不证实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远远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

       固然,否定毛泽东及其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在所难免,也是荒唐的。它是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过程中先进与落后、纯洁与腐朽、文明与愚昧反复斗争、反复较量的必然现象,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曲折性和反复性的客观过程。

        三

       毛泽东倡导的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决定了与私有制各种腐败现象格格不入、水火不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到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反腐败斗争始终有着两个观点,一是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的成效;二是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其结果是腐败现象不仅污染到社会各个领域,而且态势越来越猖獗。“一个副处级干部,家中竟搜出现金1.2亿人民币、黄金37公斤……1亿元现金是个什么概念?据中国媒体报道,百元面额的现金铺开相当于1.6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叠加高度相当于33层大厦,连接起来总长度约155公里,超过北京五环和三环总长之和。”(《参考消息》2014年11月18日刊登的“新报文章”)可见鲸吞人民血汗乃至于生命的腐败分子贪得无厌到何等地步。

       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百万雄师过长江”。即从1921年只要几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只有二十八年时间,特别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派800多万军队的解放战争仅用了五年时间。而三十多年来,腐败现象为什么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不敢腐败、不易腐败、不能腐败的时代?!

       砸碎千年铁锁链,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靠的是什么?邓小平曾经深情地说:“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获得全国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由此完全可以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一切成就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因而只有“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才能取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才能绝迹一切腐败现象确保人民江山不变质。这就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为什么能够战无不胜的根本。

       追本穷源。三十多年来,腐败之所以成为“不治之症”的根本原来在于排斥、淡化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为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召开的追悼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论断,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强烈的共鸣和巨大的回响,撼天动地、激荡人心,成为教育、培养、塑造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不朽名篇,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灵魂的发展和升华。从此,“为人民服务”不仅成了共产党的代名词,而且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腐败分子最害怕的是毛泽东群众路线。因而,只有高举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从根本上彻底铲除滋生各种腐败现象的“土壤”,使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而原型毕露,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应有的惩处。

     “开弓没有回头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的基本原则,积极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贪污腐败决不姑息,对违法违纪现象必查必究,一抓到底,务求见底的决心意志是坚定不移的,并以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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