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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与整顿党的作风建设的哲学思考

作者:李永山 吕计跃 朱向群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14-12-10

   摘要: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发展和变化的,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本身内部的矛盾性。正确认识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与整顿党的作凤建设原理,对于加深理解执政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十分必要的。党风是党的性质和世界观在党员行动上的表现,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政治、工作、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具体作风的总称。它不是党的某些组织或某些党员个人作风的简单相加,而是党员群体和党员个体作风的高度概括。无产阶级政党的党风是区别于其它任何阶级政党的崭新作风。这种作风,既作为党员的个人意识和行为而独立存在,又作为党的整体的多数党员的共同思想作风而存在。我党产生腐败的原因,既有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也有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渗透,还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策、制度、法制的滞后和监督制约机制没有真正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党的自身建设、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管理制度上存在缺陷等等。

   关键词:反腐倡廉 党风建设    内因    外因
  
   一、古今中外反腐倡廉的思想理论基础
   古人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明,廉生威”,这些至理名言,刻骨铭心。吏者总是要有一些应该坚守的东西,比如廉洁和尊严,这些东西都是高于生命的,这是吏者的一种底线,是生命中坚不可摧的一道城墙。古人又云:“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尚虞不足。”又说:“廉者足而无忧,贪者忧而不足。”这两句话说得非常精辟,概括出了廉者与贪者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一切为官清正的吏者,常常是一心为公,别无他求,“足而无忧”矣。由此可见“贪官者”的 贪欲是各欲之根。欲望是永不知足的,这种欲望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更大的欲望,即“欲至无极”, 它似无涯的大海没有尽头,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纵欲成贪行为就是例证。
   人生有欲不等于欲望无度,不等于可以纵欲。诚如荀子所言:“欲不可去,求可节。”尤其是领导者,对欲望应该有个度,超过一定的度,就会变成贪,贪得无厌就会毁灭一切。古今中外,纵欲成贪而留下人生难以悔悟的事例应发人深省。俄罗斯有个寓言故事,说一个渔夫在海边钓了一条鱼,这条鱼告诉他说,要把自己放回海里,他缺什么东西都会得到满足。渔夫说,只要一幢小房子就行。鱼对他说,你妻子已经坐在房子里啦。渔夫回家一看,妻子果然坐在房子门口。他向妻子说明事情的经过,妻子怪他应该向鱼要一幢楼房。当鱼满足了她的一幢楼房要求后,她又要求有一座宫殿,有了宫殿后又要求有侍女和卫兵,有了这些,她还不满足,竟然要那条鱼亲自来伺候自己。渔夫极不情愿地向鱼转告了妻子这一奢望。鱼听后什么也没说,一摆尾便游进了深深的大海,海面上只留下一个个“问号式”的海浪花。待渔夫回家一看,只见其妻仍然坐在原来那间小茅草棚的门槛上,像过去那样等着他打鱼归来。童年时听母亲讲到这个故事时,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么轻易得来的、对渔夫俩也许一辈子也难以企望的财富,为何他们还不满足呢?现在反思道理很简单,二千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经》早就说过:“祸莫大于不满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道德经四十六章》)老子的名言,刻骨铭心。贪是物必自腐的“霉菌”,是人必堕落的“病毒”,“不知足”是注定失败和灭亡的“恶性肿瘤”之基因。近期曝光的苏荣、谷俊山等一些“贪官者”之败,在于欲壑难填。据心理学专家研究,“贪官者”对金钱持有一种数字心态:当在积聚钱财时往往被一种呈几何级数递增的心态所左右,当积聚钱财到100万元时,下一个目标是上千万,几千万。一般百姓因为收支平衡,或者积累的金钱总数太低,似乎没有这种心态。而“贪官者”就不同了,对他们来说,捞钱永远不会满足,其实 这正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表现。我今年在讲群众路线教育时查网上的“贪官者”材料,曾见到欲至无极的资料和图片,一条蟒蛇吞下一条鳄鱼,蟒蛇被鳄鱼撑破肚子而死,此资料和图片是对“贪官者”贪婪最形象的诠释,贪得无厌的终极就是毁灭。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唐代李商隐的诗句精辟地揭示了古今中外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骄生惰,贪生邪,富贵生淫心,居功求安逸。无论是骄傲自满还是贪图享乐,都是肌体毒瘤的催化剂,从古至今这与反腐倡廉建设是水火不相容的。魏征对李世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劝谏已昭示千古。
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认为,党风是党的性质和世界观在党员行动上的表现,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政治、工作、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具体作风的总称。它不是党的某些组织或某些党员个人作风的简单相加,而是党员群体和党员个体作风的高度概括。无产阶级政党的党风是区别于其它任何阶级政党的崭新作风。这种作风,既作为党员的个人意识和行为而独立存在,又作为党的整体的多数党员的共同思想作风而外在表现。
    15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时,就提出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树立优良的革命品德和高尚的革命情操。他们指出,共产党人要无条件掌握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使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活动符合党的目的和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没有对党风的概念在理论上作详尽的论述。
到20世纪初,列宁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党风的概念作了补充和发挥。他特别强调执政党一定要保持同群众的联系,要反对官僚主义的坏作风。他认为,党风就是党员的品格和世界观,它好比一面镜子,反映着党的风貌。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她的世界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她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在同党内外“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优良传统作风。对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形成,毛泽东贡献最大。他集中了全党智慧,对党风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精辟的阐述,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党风概念的理论,把党风的理论升华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
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最先提出党风这一概念。他指出,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他当时把学风和文风都列为党风。
    到1945年党召开七大,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把党风概括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后,毛泽东根据党的地位发生的新变化,又提出了党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发扬民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科学的世界观及方法论,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并以独特风格和光辉篇章载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陈云对党内存在的问题,深刻地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就把党风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话现已成为名言。

    二、党的作风建设的哲学思考

    唯物辩证法辩证关系原理告诉我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亡国亡党主要是指由国家的执政党自身的腐败因素引起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当前,在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理论学习活动中,首先从党的内因与外因机制上审视执政党党风建设:
    1.用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执政党党风建设
    第一、强化自律教育。内因是事物存在的深刻基础,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本质,抓不住内因,人们就无从确定这一事物和另一事物相区别的依据。作为事物自己运动源泉的内因,规定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千里之堤,溃于蝼蚁之穴”,腐败在党内虽然是局部现象,但它对党有很强的腐蚀作用,它不仅会同党离心离德,而且还会在党内传染蔓延,以使党的肌体腐烂变质。例如:有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走上腐化堕落犯罪道路,根本原因是世界观发生扭曲的结果。外部的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最大的敌人是自毁长城,“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树必内朽而后折之。”用这话来比喻共产党员的内因机制对执政党党风建设的影响作用是很恰当的。通过端正执政党党风建设,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理论学习活动,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对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进行党的自律教育,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键所在。
    共产党员的内因机制,应该注意防微杜渐的道德修养要求。实际上,廉洁无小事,小节不检点,久而久之,就会出大格、害大节。因此,党员和党的干部要时时警惕个人理想、信念、追求和好恶等方面的细微变化,检点和把握自己的一言一行,及时消除种种祸患,在思想道德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固长城。
共产党员的内因机制,应该注意初始。我们知道,一是万物的起点,一切坏习气,坏事情都是从一开始的,第一次干或不干,是对人严峻的考验,有了第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和第三次。如此下去,也就把这些“开戒之官”一步一步送上不归路。
    共产党员的内因机制,应该注意慎独。对于有严格修养的党员和党的干部来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可见,慎独的境界是崇高的,可敬的。与慎独相反的是抱着侥幸心理干坏事,从社会上已经发生的一些违法违纪案件中得到了完全的证实。殊不知,“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任何人涉足腐败和腐朽生活,都无法使事态发展完全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即使一时得逞,也终有暴露之日,往往是从侥幸开始,以“不幸”告终的。因此,在端正执政党党风,开展先进性教育的理论学习,必须随时注意引导我们的党员和党的干部重慎独,破侥幸,使我们的党员和党的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思想道德的纯洁性。
    共产党员的内因机制,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思想道德修养的一项重要内容。共产党员缺少自知之明,就会道德滑坡,乃至蜕化变质。现在确有些党员和党的干部伸手向组织要功、要名、要官、讨价还价。为什么这些本应羞于启齿和应该脸红的事,却在这些人的心理觉得是那么的“坦然”,那么的“理直气壮”,其重要原因就是世界观出了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在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理论学习活动中,从思想上必须提高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自省、自警、自励和自强教育。
    第二、强化他律教育。外因是事物发展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必要条件。内因规定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可能性,而可能性能否变为现实性,外部条件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 有一些党的领导干部之所以腐化堕落,走上犯罪道路,固然有其世界观的问题,但政治体制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从而使之有机可乘,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则是外部条件作用的结果。同时,外因能够促使事物发展显示出特定的外貌。例如:农作物的生长性状固然是由其内部遗传因素决定的,但气温和水肥等外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作物的丰歉。有一些党的领导干部的成长道路虽然是由自己的主观选择决定的,但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影响则是极为重要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讲的则是此道理。
    共产党员的外因机制,应该从严治党。从严治党是端正执政党党风建设,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理论学习活动的重要组织保证。严与治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共同点在于前者教育的严格性是为了防患未然;后者的处理是为了保证教育的效果落到实处。不同点在于:严是指教育要严、标准要高;治是指组织处理,严格制度,严格管理。党的建设经验证明: 自律教育并不是万能的,党员和党的干部的思想觉悟也不仅仅是通过思想教育都可以提高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今天,普遍提高党员和党的干部的思想觉悟也是相对的。所以,强化他律教育,从严治党,既体现了“法治”,又具有效应,相对于自律教育,强化他律教育,更具有根本性,它理应作为惩治腐败提高党肌体免疫力的最佳选择。
    共产党员的外因机制,应该对党员和党的干部注意环境影响。虽然内因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但外因对事物的发展也是举足轻重的,有时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加速和延缓的作用。不同的外部条件,对事物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条件下,其发展速度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例如: 有一些党的领导干部的知识和成就,固然取决于个人的素质和主观努力,但不同的教育条件和工作环境及同志们的帮助,对其成长的快慢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共产党员的外因机制,应该对党员和党的干部注重发扬民主,加强监督。党员和党的干部生活和工作及学习在人民群众之中,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言行群众一清二楚。实践己经证明:“两公开、一监督”,是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理论学习活动的切实可行的好办法。
    共产党员的外因机制,应该走群众路线。历史上魏征对李世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劝谏已昭示千古。周恩来所讲的:“不怕战争失利,最怕失掉人心,失掉人心是万劫不复的”至理名言,也深深地提示了这一哲理。
    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家喻户晓的英雄---安泰,他是海神波赛冬和地神盖雅的儿子。安泰在同敌人格斗中不断地靠进大地母亲,补充新的力量,因而不可战胜,而当他脱离了大地母亲,就脆弱得不堪一击,甚至失败而亡。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人民群众永远是给我们党力量和智慧的母亲。党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如长青之树,是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实现小康目标,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强化自律教育,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从内因的机制认真开展自我批评。要勇于揭露自身的缺点,对自身的疾病要刺刀见红。强化他律教育,要求党员对党的领导干部要从外因的机制认真开展批评。但遗憾的是,如今这种敢讲真话、当面敢批评的批评竟变“味了”。一些党员变得十分圆滑起来,提意见净是漂亮的话。什么:“某某领导原则性太强,丁是丁,卯是卯,缺乏灵活性”;“某某领导办事不太认真,连群众柴米油盐的小事都管”云云。如此批评式的“抬轿”,实则是献媚取宠。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一是因为怕“得罪上级丢掉乌纱帽,得罪群众丢选票”。二是一些领导脸上“脏”偏怕镜子照,甚至打击报复,弄得下面不敢提意见。
   在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理论学习活动中,党员和党的干部应该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批评式的“抬轿”才能杜绝,各项工作才能做得更好。
    2. 从一般与特别、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看党员个体、党员群体和政党总体的关系
党员个体、党员群体和政党总体是关于政党的几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所谓党员个体,即党员个人,是政党总体中的细胞;而政党总体则是党员个体的总和。所谓党员群体,即由党员个体按照《党的章程》和特定的组织原则组合起来的党的各级组织,它是政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政党总体则是由党员群体组成的整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党员个体、党员群体和政党总体的关系,依照系统论原则分析,是要素、层次与整体系统的关系;按照唯物辩证法范畴论的角度来看,结论都是并行不悖的,即整体系统离不开层次与要素;一般与整体离不开个别和部分。这种规定性说明:一方面政党的总体作风是党员群体作风和党员个体作风的概括和集中;另一方面,政党总体作风又不可能脱离党员群体、党员个体孤立抽象地存在,而是生动具体地体现在党员群体即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体即每个党员的行动中。
   上述情况说明,执政党党风不仅作为政党的总体作风而存在。同时,也作为党员群体和党员个体的作风而存在,那种执政党党风与党员个人无关或关系不大的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在此次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理论学习活动中,每个党员和党的干部及党的各级组织,只有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科学认识党员个体、党员群体与政党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正确估计自己在实现执政党党风基本好转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应该发挥的作用,才能清醒地认识党员个体和党员群体对政党总体执政党党风建设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也只有增强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整体意识和整体责任感,在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中,才能真正把党的各级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使每个党员在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理论学习活动中,真正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3.矛盾的普遍性原理与党的生活作风的辩证关系
    从时空上讲,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矛盾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从执政党党风的内容来看,党风不仅表现为政治作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而且还表现为生活作风。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充分认识执政党党风内容的这种广泛性,才能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党风贯彻到党员群体和党员个体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
    执政党党风就是党的性质和世界观的外在化,是党内思想、政治、工作和学习作风的总称。是党内意志和言行的外部表露。执政党党风作为政党的总体风格是个总体概念,就其内容来说是广泛的,它不但表现为执政党的政治作风、执政党的思想作风和执政党的工作作风,而且还表现为执政党的生活作风。
    具体地说,执政党的党风不仅是党员群体和党员个体在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及群众路线过程中表现的一贯态度和行为,也不仅是执政党的政治任务过程中表现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同时表现为党员群体特别是党员个体在物质生活方面,在恋爱、婚姻、家庭生活和伦理道德以及思想情操等方面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及外在化。
执政党党风内容的广泛性规定,所有党员的所有行为,都与政党的总体作风相联系,对党员来说,对政党总体不发生任何影响的纯粹的个人行为是不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对党员科学家、理论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才提出了应该首先想到自己是党员、是革命家,然后才是这个家和那个家的要求。在我们党的现实生活中,政党作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固然是第一重要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作为党风内容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可缺少的方面——生活作风方面可以放松对党员的要求。但由于政治作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直接受到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群众纪律的约束,而生活作风的很多方面,如恋爱、婚姻和家庭;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等方面,一般情况下,只受道德准则的约束,这样一来,一些党员便把生活作风理解为与执政党的党风无关或关系不大的纯粹个人的“私生活”,是无关大局的“小节”。由于这种错误认识,如果说他们在政治、思想和工作方面,还能约束自己的行为或有所顾忌的话,而在生活作风方面,特别是在恋爱、婚姻、家庭生活方面,在伦理道德和思想情操的修养方面,则放松要求,乃至放荡不羁,表现为及不严肃的生活态度,使不少的党员由此滑到了犯罪的深渊。成克杰、王怀忠等腐败分子的犯罪事实证明,各种腐朽没落阶级的思想残余对无产阶级的侵袭,绝不仅仅限于政治、思想方面,更多的则是从生活中用糖衣炮弹打开缺口。所以,每个党员都应该在生活作风方面加强自己的防线。
    为此,在这次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理论学习活动中,有必要对广大党员进行以党的生活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从而使广大党员不但在政治、思想和工作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在生活作风方面更要防微杜渐。当前中共中央所颁布的《关于党员干部的八项规定条例》中,作出了对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的违纪事件一定认真查处的规定,既是对毛泽东主席的最好纪念,又是整顿并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的重要之举。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贾章旺:《毛泽东》,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5.向东主编: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著作导读》,中央电大出版社2001年版;
6.黄芝鹏:“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
7 .高新民著:《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版;8.张蔚萍著:《思想政治工作学教程》,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版;
9. 叶笃初主编:《十八大党章学习辅导读本》,红旗出版社2012年版;
10. 于幼军等著:《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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