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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探析

作者:   来源:晶牛毛泽东思想网 点击:: 日期:2011-01-26

—— 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周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30多年了,时过境迁,斗转星移。但社会上无论党内党外,对文革的是与非、对与错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进行,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时间是公正无私的判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沉淀,鉴于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和我国社会的现实,人们对文革的看法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笔者也在沉思: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全党和全国能在这个问题上求得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那对于正确总结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增强全党和全国人们的团结,推动我国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胜利前进,无疑是绝对有益的。
  
  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见,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着是他毕生事业的半壁江山。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从毛泽东的思想轨迹来看,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绝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的贸然之举,而是源于他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理性地看待我国的社会现实,并根据许多国家的历史发展,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做出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为了建设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
  
  改造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是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怀着的伟大理想。
  
  毛泽东所追求的民主,不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的所谓“纯粹民主”,而是无产阶级民主。依照列宁的说法,“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绝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⑴争得民主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⑵所以,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特别是他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就把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作为他的奋斗目标和一生的追求。什么是民主?马克思说:“‘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是‘人民当权的’”⑶ 。“人民当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毛泽东理想的民主社会,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在县、区、乡一级成立“工农兵代表会”,实行“民主集中主义制度”,并使之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工农兵代表会”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只是它的执行机关。但许多县、区、乡各级政府的委员会一经被选出,便独立行使权力,“代表会不再谈起”。毛泽东认为,这是“名不副实”的“民众政权”,不是他所理想的民主制度,他向中央报告,提出要改变这种现状⑷。
  
  毛泽东认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⑸所以,他不但在地方实行民主主义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且在红军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同来自旧军队的军官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作斗争。
  
  毛泽东高度重视士兵委员会在政治民主建设中的作用。1965年即文化大革命前一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山上,他有过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重要谈话。他问随行人员: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有的回答是艰苦奋斗,有的回答是支部建在连队上。毛主席点点头,说道: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他接着说: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执政以后,党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比井冈山时期差多了,因而试图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寻求一种新的形式,建立一种有效的政治民主制度,来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监督,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实现他理想的民主社会。
  
  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一以贯之:在井冈山时期建立“工农兵代表会”、“士兵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在与黄炎培进行“窑洞对”时,提出要“人人起来负责”,让“人民监督政府”,以免“人亡政息”,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在解放战争时期,部队就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建国以后,毛泽东把是否实行民主,提到关系家政权能否巩固、国家能否变质的高度来认识,严肃地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⑹
  
  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出路,就是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所以,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在工作中,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企业要“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管理;等等。
  
  到六十年代,他的民主观又有新的发展: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仅仅是发表意见、批评领导、监督政府;而应当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指出:“这里讲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障。”⑺
  
  所以,在文革期间,毛泽东要求各级组织机构,都要实行“三结合”,要有一定数量的群众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提出人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表达权和话语权,并将“四大”载入宪法。他认为:“四大”这种形式,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监督;人民可以用“四大”这样的大民主来对付官僚主义者。这是毛泽东对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事业的一种尝试,是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一种探索。
  
  在毛泽东看来,只有人人起来负责,选出自己的代表,参与对国家和企事业的管理,才能保证各级政权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才能保证各级领导班子的正常更替,即使领导人更换了,也不会“人亡政息”。这是党和国家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一条“新路”。
  
  毛泽东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还应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毛泽东一生活动的目标,就是消灭不平等:1919年他主办《湘江评论》,连续发表8篇文章,抨击旧社会的男尊女卑,为的是追求男女平等;他领导人民通过革命斗争推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旧制度,是为了实现社会平等;他在政治制度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人民之间的平等和民族之间的平等。
  
  毛泽东所追求的平等,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的平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经济根源。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⑻毛泽东在苏区进行土地革命,在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尔后又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为了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不平等。
  
  恩格斯把实现平等归结为消灭阶级。毛泽东所追求的平等,是全面的平等,例如:对占有生产资料的平等、分配的平等、人民享受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平等,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毛泽东主张在分配上尽可能缩小工资等级差,“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举办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干部子弟学校”;提出卫生工作不能只为“城市老爷服务”,要“把医疗卫生改造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逐步实现工农之间的平等。
  
  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等,是毛泽东特别关心的问题。他驱使干部参加劳动,以实现干部和工农之间的关系尽可能的平等。1957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中,“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部分体力劳动,……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⑼所以,整风后,全国各地根据中央的指示,组织干部分期分批地轮流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1964年的“四清”,毛泽东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解决,并认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是使共产党人避免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一个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
  
  毛泽东多次指出:“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说:“这个问题所以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⑽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号召各级干部到“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目的就是为了使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打掉干部身上的官气和老爷作风,建立新型的、平等的人际关系,防止出现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或官僚特权阶层。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
  
  根据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表现为领导与群众的矛盾),但也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许多人承认对立统一规律,但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更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毛泽东则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特别是在初级阶段,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毛泽东的这一说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社会现实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
  
  首先,阶级斗争不可能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而消失。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经济关系是阶级存在的基础,是阶级划分的标准,也是阶级消灭的标志,只要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经济关系,就消灭了剥削阶级。而阶级斗争则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的广泛的社会范畴,我们通常说的阶级斗争,总是包括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三个基本方面。因此,作为经济实体的消灭,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剥削阶级消灭了,但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剥削制度被消灭以后,剥削制度的思想意识还将长期存在,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⑾也如列宁所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⑿所以,毛泽东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战胜谁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思想进行斗争,使无产阶级思想占领社会的各个阵地。
  
  目前,我们同主张思想自由化、经济市场化,政治多元化、产权私有化、军队国家化的“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同主张“全盘西化”等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确切地说,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还将长期存在下去。
  
  其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剥削制度在世界上的存在,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存在的国际根源。社会主义革命总是在资本主义统治薄弱的地区率先取得胜利,因而社会主义国家总是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国际资产阶级总是企图通过和平的或武力的手段围剿社会主义,并千方百计地在共产党内寻找它的代理人。因此,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反映到执政党内部来。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愿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绝不会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总是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颠覆和破坏,总是要通过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和思想文化渗透的办法,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而社会主义社会内部那些意志薄弱者,那些留恋和向往资本主义的人们,包括某些所谓“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甚至某些社会主义信念不坚定的高层人物,就有可能成为国际资本的代理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同时,敌对势力还挑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制造和扩大台湾和大陆的矛盾,千方百计地对我国进行分化、瓦解;而那些地方分裂主义者和民族分裂主义者,就会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走向分裂国家和分裂民族的道路。这不是理论推导,而在苏联、东欧和我国,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只要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内的阶级斗争就不可能熄灭,甚至斗争还很尖锐、很激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颠覆和和平演变的企图。
  
  最后,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消灭了剥削制度后,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此就不再产生。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腐蚀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在我国,剥削制度消灭以后,还存在反动阶级的残余。毛泽东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曾经指出:“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厉害了”,但反动阶级的残余还存在,“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⒁
  
  毛泽东的话已被证实了。现在,那些拥有话语权的“智囊”、“精英”们,有的还正在被国家重用、身居高位,但他们或打着红旗反红旗,或打着灰旗甚至黑旗反红旗,直言不讳地喊出“打着左灯往右拐”,公开提出要改变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叫嚣“共产党没有注册”,没有合法性,妄图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右派,不就是反动阶级的残余或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吗?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就是新形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不过,这不是对完整的剥削阶级的斗争,而是无产阶级同剥削阶级残余势力的斗争,是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此外,我国目前数以百万计的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无论其从业人数、资产规模、雇工人数,还是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远远超过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且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其产值已超出中国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有的省甚至高达到90%。它们虽然为社会增添了财富,在税收、财政、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企业的老板,在依仗资本剥削工人剩余价值这一点上,他们同社会主义改造前的资本家没有本质差别。当然,他们当中,有不少红色民营企业家,他们致富不忘回报社会,热心公益事业和光彩事业,捐资助教、救灾,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确有许多为富不仁的黑心资本家,他们绞尽脑汁偷税漏税、假冒伪劣、坑害群众,虐待员工,腐蚀干部,违犯法律,扰乱经济秩序,蓄意同国家、社会和工人群众作斗争。他们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只不过,一般说来,这不是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不但要在经济上消灭剥削阶级,而且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需要继续革命
  
  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建国后,包括土地改革、清匪反霸,“三反五反”,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革命斗争,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更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结,还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方能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地发生变革。”⒂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只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无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构成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所以,毛泽东指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⒃
  
  毛泽东的论断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⒄这就是说,只要阶级差别还存在,只要这些阶级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及其由此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还存在,就要不断革命。可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它的不发达阶段即初级阶段,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要达到的三个“消灭”、一个“改变”。因此,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达到马克思所要求的三个“消灭”、一个“改变”。由于这种革命不是夺取政权以前的那种“武化”革命,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动武的“文化”革命,即文化大革命。
  
  第四,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原因,是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毛泽东的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以后,维护旧制度的社会势力,总是企图复辟,并把这种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历史上,无论是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都经历过长期而尖锐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在我国,第一个封建政权秦王朝建立后,就发生过奴隶制的旧势力同新兴的封建制度的斗争。以奴隶主大商人吕不韦、秦国丞相王绾和博士淳于越等人为代表的旧势力,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同新兴的封建制度作斗争:他们或反对行施郡县制,攻击中央集权制,主张“法先王”,实行奴隶社会的分封制;或“兴灭国,继绝世”,扶持已被灭亡的卫国后裔重新复国;或用“私学”来颂古非今,造谣惑众,诽谤朝政。秦始皇采取了包括最严厉的“焚书坑儒”在内的专政措施,才巩固了新生的封建制度。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后,又发生了封建势力的复辟:继1915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又有张勋的复辟。张勋是清朝的总兵、提督。武昌起义后,他在南京残杀革命党和民众数千人。清帝退位以后,张勋所部改称武卫前军,禁止剪辫子,以示效忠清王朝,时称“辫子军”。袁世凯死后,张勋在徐州成立北洋7省同盟,继而扩充至13省同盟,图谋为清室复辟。1917年6月,张勋率5000“辫子兵”进入北京后,便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于 30日在清宫召开“御前会议”,第二天,撵走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这就是史家称的“张勋复辟”。结果,复辟仅12天就破产了。
  
  类似这种旧制度的复辟,在国外也屡屡发生,并且经历了更激烈、更长期的斗争。
  
  英国1640年革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仅仅存在10年就被封建复辟势力推翻,出现了近30年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前后经过了近半个世纪尖锐的反复辟斗争,资本主义制度才最终确立起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640年暴发到1745年复辟势力第四次暴乱被彻底打败,先后经历了105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如果再加上此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则经历了长达200多年时间。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经历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比英国激烈得多,而且这种斗争远远超出了法国的范围:整个欧洲的封建反动势力,组成欧洲反法联盟,先后七次同法国资产阶级进行了长时期的战争较量,中间曾出现过两次王朝复辟。直至19世纪70年代第三共和国建立,历经了80多年革命与反革命、共和与帝制、复辟与反复辟的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法国资本主义制度才最终巩固下来。
  
  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也经历了长时期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1776年7月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后,北方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同南方以奴隶主为代表的种植园经济尖锐对立。美国南部的十一个州,在1861年后陆续退出联邦,并驱逐驻扎南方的联邦军。于是,南北战争爆发,历时四年,以南军全数投降而宣告结束。这种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1776年美国独立到南北战争结束,长达90年的时间。
  
  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革命,尚且遭到旧势力的反抗,出现旧制度的复辟;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彻底消灭私有制的革命,因而更要遭到一切剥削阶级拼命的反抗,从而使旧制度的复辟更加不可避免。正如列宁所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⒅1962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的预言,终于被历史所证实。由列宁缔造的、曾一度跃居世界第二强国地位的社会主义苏联,在革命成功70年后解体了,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在这些国家落地了。旧制度在中国复辟的危险性,现在也并没有消除。
  
  第五,为了防止形成官僚特权阶层而导致政权异化、国变色、党变修
  
  共产党执政以后,防止领导干部腐败而导致政权异化、国家变质,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问题。早在1945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目的是警告全党:防止共产党执政以后,干部腐败,政权异化,亡党亡国。在进京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告诫党员干部要牢记“两个务必”,在入主北京前夕,他又提出: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决不能腐败,决不能当李自成。
  
  建国以后,毛泽东更是不断地强调反官僚主义,进行整党整风。1957年整风的重点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并实行开门整风,邀请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攻击官僚主义者,促使他们转变作风,以便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同时,通过整风,防止党员干部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恶性发展,防止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特权阶层。由于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整风之机向党进攻,由此而引起的反右派斗争,干扰了整风运动,使整风的目的未能达到。
  
  毛泽东特别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认为它“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⒆。强调对“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20)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更加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危害性,他指出: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原因就是匈牙利的官僚主义现象严重,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尖锐。所以,他特别痛恨官僚主义,甚至提出,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他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他还说:“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当,我最欢迎。”毛泽东并不是提倡用打石头、打扁担的办法来解决领导与群众的矛盾,而是表明他对官僚主义的极端愤恨。他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21)可见,毛泽东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绝不容忍、毫不留情。
  
  毛泽东认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恶性发展,形成了一个与群众对立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拥有很多特权,享受着教育、卫生、文艺、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好处,“有好房子,好汽车,薪水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都厉害。”(22)在毛泽东看来,特权阶层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与工农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特权阶层的形成,会使各级党政机关蜕变成为旧社会的官僚机构,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公职人员和国家机关发生异化。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创造的客体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主体。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关是按人民的意志设立起来的服务社会的机关,国家的公职人员是人民雇用的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如果国家机关变成了压迫人民的机关,公仆变成了社会主人,这就是国家权力的异化。
  
  防止国家权力异化,不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就谈到巴黎公社已经采取“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措施(23).1920年12月30日,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中也指出:“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我们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24)工人建立起来的“工人国家”,变成了异己力量,反过来侵犯工人,这就是国家权力的异化。
  
  而要防止国家公职人员和国家机关的异化,根本的办法,就是让人民“人人起来负责”,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监督政府,防止各级领导干部变成特权阶层或贵族阶层,防止国家机关变成侵犯工农的官僚机构,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毛泽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当毛泽东得知基层单位官僚主义严重,权力正在或已经异化时,更加坚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八机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下去,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严重,对下面这些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严重的危险。”(25)看了这份报告,毛泽东更加担心: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出现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出现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出现修正主义。他特别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因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都有。”(26)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于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巩固,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在寻找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为此,搞了在文艺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都不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解决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问题。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把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作为斗争重点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坚定不移地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命,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而且,他不以执掌政权为目的,还要革过去是革命者、现在是当权派的命,使他们永远做人民的公仆,不异化为人民的主人,使工人、农民“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使社会主义社会成为真正民主、平等的社会。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反修防变,而是是为了跟刘少奇争权。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在1965—1966年时,毛泽东的权力并未受到威胁。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跟刘少奇争权,那么,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的权力已经丧失,“文革”就应当结束;可是,刘少奇下台后,文化大革命才轰轰烈烈地展开。这就充分说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跟刘少奇争权,也不只是为了解决同刘少奇等几个人不同政见的问题,而是为了防止当权的各级干部变成官僚特权阶层,防止党内出修正主义、特别是中央处修正主义;从而保证他开创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把国家建成为他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经过10年的坎坷历程,由于种种原因,终于失败了。但不能据此而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因而予以“彻底否定”、“根本否定”。理由有二:
  
  其一,正确的理论在践行过程中,如果所采取的措施不对,操作的方法不当,也会导致实践的失败。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虽然理论是正确的,但所实施的政策不对,采用的形式不妥,运作的方法不当,如:对于全国性的重大问题的决策程序失范;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怀疑一切,打到一切,全面夺权;运动前,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宣传很不够,致使许多高层领导对文革也不理解,群众(包括工人)参加运动缺乏自觉性,带有盲目性、自发性、甚至破坏性;群众起来以后,无政府主义泛滥,打砸抢,搞武斗,领导又失控,形成全面内战,全国动乱。从而导致运动的失败。我们不能把在践行理论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错误、运动形式和运作方法的错误,归结为理论本身的错误。
  
  其二,实践总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进行的,它要受着种种条件的限制,因而它对真理的检验,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科学史上许许多多的事例反复证明:一种完全正确的理论,不是一两次实践就能证实的,往往需要经过几次、几十次甚至几百次的“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循环往复,才得以证实;不能因为几次实践的失败,就宣布本来正确的理论为错误理论。所以,一次实践既不能证明一种理论,也不能驳倒一种理论;何况,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或正在被国内外的事实证明了它的真理性,他所忧虑和竭力防范的事情,有些已经变为现实,有的正在变为现实。
  
  马克思在论及巴黎公社时说过:“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27)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即使文化大革命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毛泽东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平等实现以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一再表现出来,只不过,革命运动的形式和方法将有所不同罢了。
  
  注:
  
  ⑴《列宁选集》1965年版第3卷第653——654页。
  
  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3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12页
  
  ⑷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2页。
  
  ⑸《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⑹《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6、297页。
  
  ⑺《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9页。
  
  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6页。
  
  ⑼《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4页。
  
  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8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4页、166页。
  
  ⑿《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
  
  ⒀《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1、231页。
  
  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7页。
  
  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
  
  (1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244页。
  
  ⒅《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页。
  
  (1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3页。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4、325、326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2—13页
  
  (24)《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408页。
  
  (25)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34章第1页。
  
  (26)毛泽东听取罗瑞卿汇报战备问题时的插话记录,1965年8月11日。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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