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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城:“鞍钢宪法”――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标志

作者:李振城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10-01-27

  “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1949年3月5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主席就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进城后,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事业作为党和人民政府的中心任务紧紧抓住。“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只有“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其他的工作,例如……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我们要把发展国有经济放在第一位。但是,“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1370~1371页。)为了“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必须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我们的方针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上,第1375页。)

  那时劳动人民向往社会主义是一种时代的主流。如今,苏联东欧的人民国家政权已经被颠覆20年,资本主义已经在那里完全复辟。然而除了少数人感到满意外,那里的多数劳动人民依然在留念过去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时代,正如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及其知识分子依然在留念老中青的多数人,能够比较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建设事业而奋斗和社会比较公平合理的毛泽东时代一样。历史已经再次证明,只有人民的国家独立自主和社会主义,才能普遍保障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和各种生存发展权利;一旦失去了人民的国家独立自主和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就会再次遭殃。新中国60年来的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为了领导中国人民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必须充分发挥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把为实现国家工业化与对个体农业、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在政治上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国家整体上的单一制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必须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具有三大优良作风的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真正当家作主。离开了这两条,不但实现不了社会主义,甚至连已经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也会丧失殆尽,荡然无存。

  所以,毛主席在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年时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稍后发表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特别强调:“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同上,第1409页。)“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同上,第1417页。)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同上,第1440页。)

  天安门城楼上有两幅巨大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两幅标语体现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建国内政外交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合作化之前,农民是分散的个体人群,而且处在不断分化之中,虽然人数众多,其中绝大多数在过去受剥削、受压迫最深重,潜藏着极大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但其自发的革命性难以形成集中的阶级力量,更不可能起到领导整个革命和建设的作用,只有通过工人阶级才能把他们组织联合起来,并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成为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

  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管理才能,可是由于它在旧中国经济政治中的软弱性、两面动摇性及其不利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苛刻规章和很重的剥削性,虽然占有物质财富上的优势,却是严重脱离广大工农群众的,因而难以发挥政治上的领导作用。

  由于旧中国现代工业落后,产业工人的人数远不如农民多。但是中国产业工人阶级非常集中,而且是与先进的生产力结合在一起的,长期形成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团结协作精神,具有远见性和革命的彻底性,还具有大公无私等优良品质,又与广大农民形成了广泛的天然联系。这是中国产业工人阶级必然要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阶级的内在原因。而自从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的产业无产阶级比其它阶级更能领会马列主义的革命实质,更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这是中国产业无产阶级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阶级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工人阶级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作用,是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即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集中体现的。工人阶级与马列主义共产党的关系,好比人的身体与头脑的有机联系。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物质活力载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首脑。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是联结共产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科学思想之魂。只有真正做到这三位一体,才能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如果工人阶级逐渐丧失当家作主地位和各种生存发展权利,那就意味着共产党的组织系统没有继承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之魂,而且必然会危及到共产党的执政功能(就像通钢“7.24”事件中的相关省市委党组织那样)。当然,在执政的共产党变修之后,工人阶级会从中汲取历史教训,经过较长时期的斗争和革新,必将会再造出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之魂的共产党来。

  

  劳动人民及其知识分子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力

  在西方帝国主义统治者和国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知识精英”看来,当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猖狂的侵略战争后,中国必亡,只能节节败退,只有得到英美帝国主义撑腰输血后方可抵挡一气。他们只认得先进武器的作用,见物不见人,根本无视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无视正义的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威力。

  在日本被迫投降后,他们又以为,只要美国出钱出枪出飞机大炮、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屠杀数百万中国人,就可以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斩尽杀绝,赢得在中国发动反革命内战即事实上对华侵略战争的绝对胜利。当美国傀儡政权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灭亡时,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国务卿,“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而且艾奇逊自己还招认,“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同上,第1446页。)

  正如毛主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总是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然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并不善罢甘休,随及又发动了侵朝战争、反攻大陆和10年侵越战争,最后又以美国溃退而告终。随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和平颠覆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权上升到主要战略手段的高度,企图以经济、技术、文化传媒等方面的优势,打出“民主”、“自由”、“人权”的欺骗伎俩,用发动持久的无硝烟战争的办法来搞垮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手果然大见其效。只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被搞垮的主要原因并非来自于西方的和平演变,而是在于执政共产党缺乏人民民主监督制约的有效机制,多数高层领导人谈忘了阶级斗争,不愿继续革命,自我蜕变,搞垮了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和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用各种欺骗手段出卖了劳动人民所造成的。

  就在蒋介石反动军队大溃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公开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同上,第1446页。)。这意味着美国是绝对不会放弃把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的长远战略目标的。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卖国贼、极端反动派被中国人民打倒、搞臭后,美国帝国主义者仍然要下赌注,花大钱来收买当时还属于中国人民内部的、对美国抱有幻想的、偏右的“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建替美国反共反华服务的间谍特务队伍,继续分化、分裂中国人民,司机卷土重来,利用中国右派人士来削弱、瓦解中国的人民政权,从而掀起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侵略与反侵略、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一场持久的无硝烟战争。

  为了充分利用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的信这两件反面教材来教育中国的广大中间人群,毛主席于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唯心史观的破产》4篇犀利文章,揭露、批判了美国政府的自体状、欺骗伎俩和恶毒图谋,领导全国人民深入开展大讨论,使人民大众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及其各种毒辣手段,大大提高了革命的警惕性,打了一场政治思想上的成功反击战。在此后28年领导人民执政过程中,毛主席始终把维护人民国家政权和人民当家作主权益、防止人民公仆演变为人民主人的反和平演变斗争,作为一切工作的纲,不断采取各种大见其效的措施,从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跟随苏联东欧的多米诺骨牌而倒下。这是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创立的最大功劳之一,也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就是当年的政治挂帅。难道现在就不需要这种政治挂帅了吗?2008年西藏“3.14”事件中3个姑娘烧死5个姑娘,这又是怎样造成的?难道这样惨烈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艾奇逊在信中故意掩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深受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引起革命的根本原因,说什么中国革命是由于中国人多地少和受到西方文明“刺激”造成的。艾奇逊还认为共产党只能立国而不能治国,与历代统治者一样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只要美国等西方国家封锁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就会很快垮台。毛主席在文章中彻底驳斥了这种唯心史观的谬论,阐明了唯物史观的要点。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同上,第1424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唯物史观的一种集焦性的通俗表述。毛主席还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同上,第1449页。)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连汽车、飞机都不能制造的中国,在很短的年代里,不仅能够制造汽车飞机,而且具有综合国际先进水平的万吨水压机、两弹一星等不是也已经被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地造就和升空了吗?不要说当初的5亿人口,即使现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不是都能吃饱饭了吗?这还不是人间奇迹?

  在帝国主义者、剥削阶级统治者及其“精英”们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由他们这些只占人口中极少数的不劳而获的贵族们设计、创造出来的,而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对历史是毫无贡献的,是只能依赖剥削阶级的恩赐才能养活自己的社会多余者。“89”动乱时跑到美国去的原中国社科院“精英”李泽厚和刘再覆在香港出版的《告别革命》这本书中,不就是这样露骨地表明的吗?

  与此相反,唯物史观认为,劳动人民及其知识分子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力。在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争得了社会当家作主的地位和相应的权益后,只要党政领导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凡事依靠人民、深入调查研究、事事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取信于民、有福共享、有难同担,真正继承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劳动人民认识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有了革命觉悟之后,就会像孟泰、王崇伦、王进喜、陈永贵、雷锋、焦裕禄、钱学森等等那样,产生强烈持久的社会责任感,充分发挥自觉的革命能动性,形成极大范围的团结协作的巨大力量,创造出一桩又一桩常人难以想象的人间奇迹。

  在毛主席领导人民执政的28年间,尽管有失误,然而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国防、外交、社会风气、人们精神面貌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旧中国数百年都未曾有过的令国际友人赞叹的巨大成就。它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谁能抹掉?这28年的史实已经充分证明,赶跑了帝国主义,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之后,劳动人民不但能够自力更生,而且普遍享有就业、就学、就医、就居、劳动保险、养老保险、老弱鳏寡妇幼孤独者均有所依;由于旧中国留下的底子薄,虽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与富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在精神生活上却是高胜于资本主义富国的。当时既无内债也无外债,从各个方面讲都为此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虽然当时中国受到资本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两面夹击的军事包围,由于当时城乡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便于进行充分的组织动员,又由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军事思想和敌情观念深入人心,不但有比旧中国强大的海陆空正规军,还有令国内外敌对势力最难以对付的强大民兵师,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受到艾奇逊鼓励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和里通外国的行为受到了强有力的抑制,失去漫延的市场,因而使国内外敌对势力不敢轻举妄动。由此可见,当时国家和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和社会生活上的安全系数显然要比现在大得多。

  

  “鞍钢宪法”是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中最显著的科学标志之一

  中国民主革命具有显著的中国特点,这是众所共知的。中国民主革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最显著特点。因为旧民主革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以西方的民主革命思想和建国纲领为旗帜、为榜样的革命。这是极不彻底的、最终必然要被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篡夺、所葬送而导致失败的、严重脱离工农群众的、只能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没有任何光明前途的、少数人的革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国家,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即三大革命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剥削本性,既受三大敌人的压迫又与三大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需要借助三大敌人来扑灭工农大众的革命;急需工农大众帮助反对三大敌人的压迫又非常害怕工农大众起来革命后会革到自己的头上。所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北伐战争前后,孙中山先生曾推行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革命。从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目标看,它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致的,因此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经有过短暂的革命蓬勃发展年代。但是,二者仍然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其一,根本指导思想上截然不同;其二,由谁掌握革命领导权这个关键点上截然不同;其三,参与革命的骨干和群众的成分、深广程度上截然不同;其四,民主革命是否彻底上截然不同;其五,革命纲领目标上截然不同;其六,革命能否胜利的前途上截然不同。

  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从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开始的。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这种探索就已经开始了。最初是在如何看待和领导农民运动的问题上,其主要成果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种探索第一个比较成熟的科学标志是《新民主主义论》。在这部名著中,毛主席在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纲领、总路线过程中,已经清晰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既不允许相互混淆又不允许相隔万里长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宣传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也已经成为主要内容之一。

  毛主席在探索中国式新民主主义道路过程中也连带探讨着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中国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主要特点是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领导贫苦农民开展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先以游击战加运动战为主到最后实行运动战与阵地攻坚战相结合夺取城市、通过民族战争训练、积蓄、壮大革命队伍,培养管理城市的人才。

  毛主席胸有成竹地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如果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而不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国内外依然存在强大敌对势力的情况下,已经夺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就会由于严重脱离工农群众,得而复失。更主要的是,继续进行社会主主义革命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其原因在于:第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党政军财领导权掌握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之中。第二,没收四大家族等官僚买办资本归国有,这意味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占据了全国工商业的主体地位。这是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两个最主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有利条件。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初始阶段还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即稳步地完成土地改革。这是当时巩固工农联盟的首要前提。而当土地改革结束后,引导农民合作化就成为巩固工农联盟的新基础。如果不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就必然会很快地出现如原属贫下中农的刘介梅那样,上升为新上中农后放高利贷,然后买青苗、换取耕地进行雇工剥削,而使大多数贫苦农民重新失去土地,受雇于人家忍受剥削,重新出现两极分化,使多数原来党和政府所依靠的贫苦农民丧失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破坏、动摇工农联盟的根基,导致人民国家政权蜕化变质,给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人民政权以可乘之机。

  所以,在土地改革结束后,毛主席一方面高度重视国家工业化建设,另一方面倾心于调查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并且在指导“一化三改”进程中显现中国的特点,即:①先合作化后机械化,以资本主义先有手工工场然后才逐渐使用机器生产为依据,驳斥未机械化就不可能合作化的观点。②根据农民觉悟程度,逐步推进农业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然后根据扩大合作生产规模的客观需要和农民群众的创造,建立人民公社,在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后,确定比较符合实际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办社原则。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和平赎买政策。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这3个特点和成功经验,是对国际共运的新贡献。其中最出色的贡献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从至到今天还在蓬勃发展的周家庄人民公社和华西村、南街村等等数千个集体经济的现状与小岗村等等单干走投无路、出现严重“三农”问题相对比来看,走集体化道路的原则,“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原则将是永存的。如果不是在1980年开始采取一刀切式的命令解散人民公社,至少会有1/3的公社会建设得很好(可参见笔者写的《人民公社的周家庄模式给予人们的启示》①)。笔者的这个看法、竟然与曾任江苏省启东县委书记、后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老领导干部刘仲侯的异地看法不约而同(可参见老田采访刘仲侯的笔录),这绝非偶然。

  “鞍钢宪法”的诞生,是党和政府在工业现代化建设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所结出的胜利硕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是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显著的科学标志之一。

  “鞍钢宪法”并不是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的最高峰。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理论高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的问世及其指导下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举措。其中最大的举措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代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过早地离开人世,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做出评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来临之前的1965年,他在讲解毛主席4篇哲学著作中,已经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毛主席解决了前人未曾解决的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问题,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上做出了划时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贡献。

  苏联的“马钢宪法”,对新中国初创时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逐渐深入,“马钢宪法”不适应中国国情的一面,尤其是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职工群众当家作主的问题日益突显出来。这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先在中三办、后在工业部工作的李立三遵照毛泽东思想的指引,组织调研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跟踪调查和研究,首先建议在工业战线上采取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并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决议中对这两项管理制度予以肯定。

  当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又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经波兰、以色列传到美国,在《纽约时报》发表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混乱,国际反共反苏势力立即乘机掀起反共大浪潮,导致波匈事件的发生,也波及到中国。从中还可以看出,“马钢宪法”容易导致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的盛行。根据当年的国际国内形势,毛主席非常注重引导干部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从当时中国和国际共运的实际出发,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系列著作和讲话,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坚定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更加注重依靠工人阶级,走群众路线,使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形成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向科学进军、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大跃进运动的锐不可挡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马钢宪法”束缚群众参加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弊病也更加突出了。干部群众已经由迷信到开始怀疑“马钢宪法”,努力创建适合本国国情的、使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企业管理新体制。1958年初,黑龙江省北安市庆华工具厂和齐齐哈尔建华机械厂率先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体制,逐级上报中央和国务院。李立三得知后,立即报告中央,组织调研组前去调查,随后经《人民日报》向全国通报这两个厂的经验,又发表了由李立三组织起草的社论,向全国宣传、通过进一步实验,逐步推广这两个厂的经验。

  苏联专家撤走后,更加促使我们依靠工人阶级的团结协作、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地去攻克各种技术难关。1959年12月10日~1960年2月9日,毛主席带领数人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学边议论,毛主席写了很多批语,发表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谈话。其中特别强调,工人阶级应当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更是企业的主人,必须拥有管理企业、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上层建筑的权利。毛主席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275页。)

  1959年7月和1960年3月11日,毛主席对鞍山市委上报的两个报告都非常重视。他看了前一个报告后,当即把它批转给在卢山开会的中央委员看。当看到后一个报告时,毛主席十分高兴,结合全国其它各地区的经验和毛主席自己长期调查研究所积累的成果,经过一番思考,一个具有完整性意义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大法的概念,已经在毛主席头脑中产生。于是,毛主席断然写下了700字的批语,宣告了“鞍钢宪法”在一个东方大国里诞生了。从此以后的50年间,“鞍钢宪法”已经成为名声在外、享有盛誉的、铸入毛泽东思想灵魂的具有中国专利的响亮品牌。它吹响了人类社会经济管理学上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进军号和动员令。中国的工人阶级为此而感到特别的自豪。

  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学上讲,“队为基础,三级所有”(适合当时国情)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农业战线上,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科学标志。而“鞍钢宪法”的诞生,则是在工业战线上,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二个科学标志。

  时过境迁,褒贬随行,真理依存,自有传人。“鞍钢宪法”曾经在祖国大地上风行了30年,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自从引入西方“现代公司制度”后,“鞍钢宪法”已经逐渐被冷落、违弃将近20年。有人认为,现在已经是自动化时代,所需要的是为数不多的高端技术人才和世界一流的管理水平,不再需要搞低级的群众运动式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了。其意是说,“鞍钢宪法”已经过时了,需要另一种企业法规来取代它了。然而就在2009年11月8日,济南钢铁公司举行庆祝委托鞍钢总承包经大协作完成的1700连铸连轧生产线创建竣工的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大型成套设备的交钥匙工程能够得到解决,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这是我国重大工程装备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大长了民族的志气,非常了不起。” “鞍钢和济钢自主创新和自主集成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重要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要有这种不甘落后,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民族的自信。”“近年来,鞍钢坚持以我为主,自主创新,在技术改造方面走出了一条高起点、少投入、快产出、高效益的老企业技术改造的新路。”这说明,“鞍钢当时提出的《鞍钢宪法》,到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管理指导思想。”(中国工程院网2009年11月8日上帖〈徐匡迪:大长民族志气,打造自主创新产业〉。)9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说:“大庆油田的经验启示我们,国有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必须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必须突出科技创新这个主题。” (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网2009年9月23日上帖〈习近平: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我们仍然坚信,劳动人民及其知识分子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力,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中所积累的一切科学成果,必将会在社会实践中再现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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