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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元福:主流意识形态就是这样被弱化的

作者:郭元福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09-11-26

 ——以实事求是的视角看待主流意识形态弱化问题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作了这样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具体地说,实事求是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中找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践证明,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离开实事求是就要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

  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3] ,“增强科学理论教育引导群众作用” [4] 。就是要实现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相对独立性。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的阶级、阶层、集团基于自身利益而对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等意识形式。

  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在某一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或者具有统治作用的理论体系。“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是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它对扩大民众的政治认同感、规范政治行为、增强政权体系的合法性、促进社会的政治稳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我们党组织、号召和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并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强大思想武器。”[5]当今时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要内容和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疑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关乎党的执政安全!但是,和十七大以前相比,十七大以后的两年来,指导我们前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主流意识形态处境依然尴尬。总的来说仍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处于弱化的地位。

  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必须找到主流意识形态弱化的原因。要找到主流意识形态弱化的原因,就必须以实事求是的视角看待主流意识形态弱化问题。

  一、从客观形势上看

  (一)转型时期的困惑

  随着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政治体制、文化体制、阶级结构、利益结构、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反映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主流意识形态趋于弱化。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各种意识形态脱颖而出:如拜金主义、信仰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新儒学、传统道德、宗教观念等意识形态相互激荡。

  人们不再盲目信仰某种意识形态,不再轻易相信某种说教。怀疑英雄,怀疑偶像。甚至去研究、考证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是否是真实的,更有甚者还杜撰笑话嘲笑英雄人物。英雄人物的偶像作用弱化,意味着我们党执政的精神象征在弱化。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利益,更愿意根据自身利益来“理性地” 评判、取舍各种意识形态。

  实事求是地说,对主流意识形态冲击最大的还不是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 ,而是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党员干部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一定意义上,他们被看成是践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榜样。党员干部的言行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形象,进而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有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奢侈腐化,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滋生,蔓延。当人民群众感到党所宣传的思想理论与部分党员干部的言行相去甚远的时候,就会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上,发生动摇。群众对干部不再那么信任,进而发展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怀疑直至否定。再者,改革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社会问题,例如下岗工人的增加、收人差距的拉大、社会分配的不公等等都对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损伤,进而危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

  (二)“西学东渐”的冲击

  明末清初,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大举传入中国,史称“西学东渐” 。改革开放以后,随外国的资本、商品、管理经验来到中国的还有他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新一轮的“西学东渐”再次冲击着中国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将长期面临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压力。经济和科技领域中的优势地位决定了它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优势地位,它们掌握着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文化传播的主动权。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 ,企图西化、分化我们。

  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西方发达国家同化我们,西化我们的思想武器是什么呢?是他们的“腐朽生活方式”吗?假如他们的“生活方式”真的腐朽的话,那么,他们早就衰落了。不会领先于世界三百多年了,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还看不出资本主义会退出历史舞台。那么,他们凭借什么西化我们呢?凭的是“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公正”等价值观。社会主义制度本来是应该“扬弃” 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起来的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的社会制度。像“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公正”等带有“普适性”的价值观理应被社会主义国家遵守并发扬光大,而且,这些价值观也都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但是,长期以来却被当做资产阶级的专利而遭到唾弃了。实际上,我们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儿” 。

  好在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步认识到这些价值观不带有社会性质的属性,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 ,而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共有成果,资本主义可以有,社会主义也可以有。中共十五大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6] 这里就包含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人权”等价值观。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好。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还存在着“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现象。有些选举流于形式,不能从根本上体现选民的意志。公民的合法权利有时得不到保障,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西方发达国家经常打着“民主、人权”等“幌子”干涉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做得比他们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东化(相对于西化而言的)、同化”它们了。世界上只有弱者才害怕被“同化” ,强者是从来不怕的。

  (三)国际共运的挫折

  世纪之交,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执政七十四年的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政权,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剧变后的东欧各国也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有些国家人民生活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朝鲜和韩国,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原来都分别属于一个国家,起点基本相同或相似,但是,经过几十年的较量,社会主义的朝鲜和民主德国被资本主义的韩国和联邦德国比下去了。这就使得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认识上产生了新的疑问,也使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突出资本主义腐朽性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流意识形态遇到了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对这些疑问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二、从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看

  (一)内容上

  1、目标崇高与目标低俗并存。(1) 体现在社会发展上。目标崇高与目标低俗同时存在,并影响到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执政党向民众描绘其诱人的远大目标,是想号召民众参与其事业,实现其政治志向,本无可厚非。但是,过与崇高的目标会使当代人因为其遥不可及而失去吸引力。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曾经极力宣传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把共产主义社会描绘成“人间天堂” 。但是,这个“人间天堂”要等十分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当代人要做的就是为了这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为了进一步激发人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干劲儿,从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到中国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式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被具体化了,但是也被低俗化了。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中央提出的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7] 这二十字要求包含了新农村建设要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道路。但是,很多地方都把要求降低了,似乎新农村建设就是修路、架桥、盖砖房。结果把有限的资金都用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设施上了,而培训农民,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样的根本性建设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前者只不过是“输血式”的新农村建设,后者才是“造血式”的新农村建设,是一条可持续的,最终会取得成功的必经之路。在“输血式”的新农村建设中,由于一些经手的地方官和承建商勾结,侵吞建设资金,致使路桥工程质量不过关,有些石板路刚修好,就裂缝了,两三年就面目全非了。本来很得民心的政策,执行起来却让人感到有些失望。

  (2)体现在对个人的要求上,同样存在着过高的要求与过低的要求并存的现象。一方面,要求人们向优秀的共产党员或先进分子的思想道德标准看齐,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另一方面,在各类招生、招聘中,又都不注重思想道德情操的考察。虽然各类招生、招聘简章的报考条件中,大都有类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等字样的要求,但是,只要报考者不公开发表或采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或行动,报考都不会被拒绝。最后录取前的政审也只是走走样子罢了。

  这种高低反差让人们对主流意思形态指导下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轻视、淡化心理。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进一步弱化。

  2、过于抽象、博大和过于具体、概括并存

  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大都过于抽象、博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读起来简直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实际上,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全部理论在内容上不仅是比较抽象的,而且也是博大精深的。如果我们把《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及相关解读性书籍摞起来,足有一米多高,上千万字。这样庞大的理论体系别说普通人难以领会其真谛,就是专业人士也只是精通其一、二而已。党的十七大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谓一语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就是让普通民众能够看得懂,学得会,记得住,用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两年来,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方面仍然没有多大进展。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与大众化“两张皮”的现象继续存在。有鉴于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英明要求。

  另一方面,在理论宣传的过程中,过于具体、概括。比如,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宣传、实践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片面化和教条化的倾向,言必称“三个代表” 。很多人连“三个代表”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冠以“三个代表”的名义。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个“筐” ,什么都往里面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了“万金油” ,使本来非常严肃的理论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的口头禅。

  3、“墨守成规”与“浅尝辄止”并存。一方面,解放思想没有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僵化、保守的思想还很有市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许多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思想、观念已被人们所接受,然而主流意识形态却不能及时反映社会思潮的这种变化。比如,在如何协调党政关系,如何根治腐败,如何制约权力的滥用,如何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等方面都存在着禁区。在这些领域里,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似乎都失去了指导意义。结果是党政关系难以协调,腐败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滋生蔓延,不受制约的权力被一些人滥用,民主选举在一些地方流于形式。这些都损害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削弱了它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实践上存在着“浅尝辄止” 的倾向。十六大虽然提出,能否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但是,它的前提是和实事求是联系起来的。离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变成了朝令夕改,就变成了文字游戏。从“五心教育” 到“八荣八耻” ,从“三讲教育” 到“保先教育”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这些教育内容和思想理论都是党和人民的创新成果,反映了党和人民的要求。但是,我们在学习、宣传、实践这些理论成果时,却存在着“浅尝辄止” 、“喜新厌旧” 的情怀。当年宣传这些成果时可谓铺天盖地,声势浩大。尤其是“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在全党和全民中掀起了高潮。但是,如今学习、宣传、实践这些思想理论的热情却大不如从前。“五心教育” 、“三讲教育” 、“保先教育” 、“八荣八耻” 等教育应该是持之以恒的,而不是阶段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正逐步销声匿迹。“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在“退烧” ,逐步变成口号和象征符号,没有变成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

  综上所述,实事求是地说,主流意识形态在内容上存在着过于高深、博大的问题。主流意识形态工作者喜欢把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挖深、拓宽” ,以显示其博大精深。但是,主流意识形态越是博大精深,离人民群众的理解,接受能力就越远,结果是“曲高和寡”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得很精辟。他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8]再者,主流意识形态的学习、宣传、实践的重点这些年来变换多次,这就可能使普通民众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产生这样的感觉,就是不用太把当前的宣传当回事,因为过几年可能就换别的什么理论了,“与时俱进嘛!” 。这就使那些相继推出的理论失去严肃性和公信力。

  (二)形式上

  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大小虽然与其内容密切相关,但是也离不开必要的宣传形式。实事求是地说,长期以来,我们未能处理好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形式的问题。

  1、宣传形式呆板。意识形态一般具有逻辑性强,比较抽象、严肃的特点,但过于抽象、严肃、呆板的表达形式,对于广大受众的心理而言,则显得缺乏生动性和亲和力。主流意识形态在宣传过程中,习惯于采取做报告、读报纸、办讲座的形式,而且没有从“专业语言”转向“大众语言” ,各行各业的理论家、宣传工作者更没有把主流意识形态和本行业的实际结合起来,把和本行业有关的那部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转化为本行业的“大众语言” ,再在本行业中传播。目前的宣传方式会降低受众的接受兴趣,进而降低宣传的效果。

  2、居高临下的说教口吻。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居高临下的说教口吻。面对这种说教,广大群众可能会产生距离感,进而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亲和力和渗透力,削弱了其认同效果。

  3、英雄人物、先进人物“标准化” 。在宣传革命时期的英雄人物时,曾经有一个时期呈现标准化趋势。那时电影里的英雄人物临牺牲前往往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铜板,喃喃地说:“这是我的党费” ,或者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之类的口号。这种英雄形象,人们开始时会很崇拜,时间长了就感觉可能不真实。在宣传建设时期的先进人物时,往往也呈现标准化形象。一般来说,只有当先进人物去世或牺牲了,其先进事迹才能被井喷式地宣传,人们才知道他们平时就是多么先进、高尚!人们不禁要思考,既然平时就那么先进、高尚,那么,为什么要等到他们“不在了” ,才隆重报道呢?

  4、宣传脱离实际。在报道一些负面现象时,有时避重就轻,有时不做调查研究,就闭门造车。比如,在报道关于腐败问题时,常说有“一小撮”或者“少数”腐败分子,这与事实明显不符。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反腐倡廉建设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道儿列为党的五大建设之一,足以说明腐败在滋生、蔓延,预防和惩治腐败已经成为我党的重点任务之一了。 在做正面宣传时,有时虚报、浮夸现象严重。会议没有不“成功”的,领导讲话没有不“深刻”的,取得的成绩没有不“巨大”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考验,必须居安思危。“盛世”论者是否注意到有多少人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找不到工作呢?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就进入“盛世”了,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现代化建成后,共产主义实现后,又该叫什么“世”呢?

  综上所述,实事求是地说,形式主义的宣传方式拉开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距离,失去了自身的吸引力、凝聚力、公信力。甚至引起了人们的逆反心理。

  (三)敏感问题上

  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对人们在现实中遇到的思想困惑,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比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如何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为什么我们国家不能搞“三权分立” ?社会主义在哪些方面优越于资本主义?对于这些问题,主流意识形态要么固守过去某些教条式的结论,要么避而不谈或牵强附会。另一方面,针对西方国家打着“人权” 、“民主” 、“自由”的幌子干涉我国内政,我们的反驳也显得苍白无力。而解释主流意识形态的文章对敏感问题大都避而不谈,即使谈,也是避重就轻、牵强附会。文章数量众多,却没有赢得读者。

  (四)功能上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大众传媒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载体,其政治色彩十分浓厚,而社会整合功能却显得有些不足,不能很好地为民众提供利益表达、情绪宣泄的渠道。在报道国内发生的事件时,往往是报喜不报忧 ,或者多报喜,少报忧。负面信息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掩盖,事件的全貌往往难以被如实揭露。比如,一些群体性事件起初就是因为当地部门对事件的真相采取堵、卡、瞒、压等低劣手段,才激化了矛盾,最后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在报道外国的事件时,似乎又偏重于多报忧,少报喜。爆炸、凶杀、腐败、贿选等负面新闻比比皆是。但是,在人们日益理性的今天,这样的报道似乎又不能反映外国的全貌,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名人想方设法的加入外国国籍呢?

  (五)层次上

  主流意识形态经过理论工作者的“挖深、拓宽”而变得博大精深。这样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需要受众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才能领会,但是,在我们国家,能够拥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的“精英”人士毕竟是少数。因此,能够领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受众也只能是少数。然而,主流意识形态在宣传过程中,不顾客观实际,不分受众层次,就把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一股脑儿的倾泻到文化和道德水平各异的受众头上,不管效果如何,完成任务了事。不仅普通大众,就连理工科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恐怕也掌握不好那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例,从2000年提出以来,经过媒体井喷式的宣传,到今天为止,大多数人也只是记得“三个代表”这几个字,至于其内涵则知之甚少。广大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精英化” 的语言表述缺乏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 意愿与普通民众的接受水平之间出现了矛盾,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悬浮起来” 。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地根据受众的文化和道德水平进行有层次性的宣传。

  总之,由于上述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转化为群众的内在行为,而是“悬浮在空气中” ,处于被弱化,淡化的境地。长此以往,必将危及我党的执政地位。

注释和参考文献:

[1]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毛泽东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19页

[2]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3] [4]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2009年9月18日

[5] 禹建萍:《加强党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学习论坛》,2008年第3期

[6]《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华网(www.xinhuanet.com),首页 >> 传媒在线 >> 高层信息,2005年10月18日

[8]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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