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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伟:伟大的战略决策 不朽的历史丰碑

作者:杨晓伟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09-11-23

——实事求是地评价“三线建设”的历史地位

  三线地区,是1964年至1978年的特殊年代的一个历史的特定称谓,主要依其在中国大陆国境线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按照今天的地理区域概念,三线地区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中国中西部内地。1964年到1978年,在这个区域的十三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在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就其规模之大和时间之长来说,堪称新中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对以后的中国国防事业、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三线建设也是毛泽东时代留给后人的一份沉甸甸的宝贵历史遗产。但是,时至今日,对三线建设决策仍然有很多歧见,这些思想主要表现在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最终没有爆发,所以三线建设是失误的决策,由此造成了新中国稀缺、宝贵的建设资金大量注入国防领域。同时,这种思维进一步认为: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建设时候又偏重“山、散、洞”,即“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不符合现代经济学效益优先原则,延误了特别是沿海这些经济基础好的区域的发展时机。这符不符合历史实际呢?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是效果论和动机论统一论者,做事不但要凭动机,还要问效果。那么下面我们就从三线建设决策的动机和效果两方面来分析之。

  一、三线建设决策的动机

  所谓动机,也就是原因。三线建设决策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和现实依据提出来的呢?

  (一)从国土安全来看,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面临严峻的周边局势

  列宁曾经多次强调: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毛泽东也多次表达了这一思想,“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明确指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战争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P59)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思想是建国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的理论渊源,而三线建设则是应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面临严峻的周边局势的积极防御战略的具体化。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态势非常严峻。一方面,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和战争威胁一直严重存在。“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文件被曝光解密,证实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1964年,了解到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4月14日,一份《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的绝密报告,送到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案头。该报告考虑了几种摧毁中国核基地的办法:公开的非核性质的空中打击;利用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空投破坏小组。”2 此后,甚至与台湾进行了具体商议。从建国以来到1970年,美国至少有4次计划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在中国的南部边陲,1964年8月,美国把侵越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越边境地区,在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投下导弹,导致“北部湾事件”。另一方面,继赫鲁晓夫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中苏交恶以后,苏联成为新中国北部边境安全的主要威胁。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几千公里的国境线陈兵百万。1969年,他们在珍宝岛中苏边境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苏共中央政治局甚至讨论了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消灭中国内地核基地的计划,并打算联合美国进行。中国当时面临的战略态势从建国初期美国方面的新月形军事包围圈演变为美苏夹击下的半圆形军事包围圈,战争危机级别大大升级。基于此,激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忧患意识,也坚定了他从快进行战略大后方建设的决心。正如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建设“大三线”问题时所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内地建设不好,我就一天也睡不好觉。”其时他还在同一位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现在沿海工业这么宏大,不搬家不行,要好好学习斯大林经验教训,他们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个教训。”3(P55)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中止原来“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设想,从1964年起转而加紧进行战备工作,在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西部省区的三线后方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工业、交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可见,当时的战争危险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毛泽东当时对这些严重的战争危险视而不见,或者放松警惕,那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毛泽东往最坏处考虑,最好处努力,做了充分的战争预见、战争体制准备、战争物质准备和战争心理准备,才争取了战略战备的主动权。美苏也正是看到中国如此充分的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没有必胜的把握,才权衡再三,不敢轻易发动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抛开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单纯用现在的眼光孤立地、静止地去看待三线建设的得与失,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虽然,中国人民不得不为此付出暂时不能更快地提高生活水平的部分牺牲,但是,这是必要的、紧迫的的安全成本和国防预算开支。

  (二)从历史来看,在近现代,中国没有制海权和制空权,东部沿海地区异常脆弱

  “中国古代几千年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入侵者都是先进攻广州,然后挥师北上,登陆天津,直逼北京城。1884年中法战争,虽然中国在越南和中国广西陆地战场取得胜利,但法国海军仅仅袭击福州、台湾港口取得小胜,就使得清政府不败而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陆军从辽东半岛长驱直入,海军登陆山东威海,两面夹击,迫使清政府一度准备迁都西安,最终应允割让辽东和台湾。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故伎重演,只用少量军队便直捣天津,攻陷北京。1904年日俄战争继续以中国的东北部沿海地区为虎狼之食。1937年,日军仍然是陆海并进,大举入侵北平、上海,民国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终于第一次因来自东部的侵袭而正式迁都西部。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国家没有可靠的战略后方。”2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新中国实行从阿留申群岛到菲律宾的新月形军事包围战略,威胁依然主要来自东南沿海。

  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资产阶级使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P277)从鸦片战争伊始,外国资本主义殖民者只要在中国的东边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从东南沿海舶来几艘炮舰就能打败中国。这固然有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客观上军事装备、技术及战争战略之落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总之,中国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候,这种“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战略守势一直到朝鲜战争后也没有彻底改变。特别是当时世界军事已经进入原子战争时代,在敌强我弱的战略守势下,最明智的、最现实的打算就是做积极的战略防御,化不利为有利,以空间换时间。甚至在战争真的爆发时候,沿海可能守不住的情况下,有计划地进行战略退却和战略机动转移,为此,就要建立战略大纵深的后方基地以支持长期抗战。

  (三)从地缘战略来看,中国均衡型国土形状及从西到东依次下降的三级阶梯海拔差异决定了中西部作为战略纵深的自然地理因素缘由 

  “中国属于均衡型国土形状,东西南北外围至中心地区距离相差不大,可以明显地分出内外线、前后方。从四个方位最顶端测量中国的中心点,大致在甘肃兰州至陕西西安之间的宝鸡。再从自然地形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部由南至北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天山山脉、贺兰山脉等,海拔几千米以上,地势险峻,气候复杂,形成难以逾越的天然半月形屏障。历史上曾经远征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至此而止,从未有任何一支外国军队能够从西部入侵中国内地。东北部有大小兴安岭,也易守难攻。陆地疆域中惟有北部内蒙古高原中部,相当开阔,大部为沙漠、草原,是一条易攻难守的通道,须后退到陕西秦岭、山西雁门关一带方有险要可守。相对而言,东部沿海地势较为低缓,多为丘陵和平原,后退到太行山脉方有利据守。”2 中国这样的国土形状,再加上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海拔差异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地缘战略环境,是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确定将川、贵、云、陕、甘、宁、青和鄂、豫、湘西部作为三线战备后方的地理现实考虑,这也是地理环境对战争战略决策的自然限定。考虑战略预备问题的“天时”必然要在倚重这个自然框架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与“地利”的辩证结合。

  (四)从经济布局和国防布局来看,三线建设有利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区域空间平衡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中国的经济布局极不合理:沿海和内地、东部和中西部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中西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西部有的地方几乎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可以称之为工业的部门,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相对沿海比较落后。仅有的一点近代工业也基本“落户”于沿海大城市;经济布局的不平衡基本也决定了国防布局的不平衡。中国的广大中西部没有大型的钢铁、能源等战略物资的原料生产和加工基地。鞍钢、马钢等都在沿海,战事一起,一旦沿海沦入敌手,广大中西部拿什么来支持长期的抗战?!所以,从国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工业布局极不符合战备需要,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也不适应生产力的全面、协调发展和发挥各地区的互补优势。

  (五)从战争实践的角度,是对我军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首先,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是毛泽东对我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中长期战争实践的深刻总结,集中体现就是积极防御战略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战略。关于积极防御,恩格斯指出:“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5] (296)。毛泽东在领导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紧密结合实际,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积极防御战略理论。其基本精神是:把防御和进攻辩证地统一起来,防御中必须有进攻,攻防结合,交替运用;把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巧妙地结合起来,逐步削弱敌人,转化敌优我劣的形势,夺取战争主动权,适时把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和进攻,彻底歼灭敌人。随着战争的发展变化,对积极防御战略的具体内容不断加以调整。关于根据地战略理论,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6](P418)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再次强调:“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6](P635)上述文本,深刻论述了根据地建设的深远战略意义。可以说,三线建设的战略思考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思想和根据地建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创新。虽然战争的对象变化了,战争的实践空间变化了,但是,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和以前变化不大。

  其二,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是毛泽东对苏联卫国战争初期战争准备不足招致严重损失的沉痛教训的反思。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苏联也曾在远东地区采取了一些备战措施,但重视程度和实施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其欧洲地区甚至没有部署防空设施,结果在战争初期招致巨大破坏。战争爆发后,苏联才迅速地把工业的重心,特别是国防工业的重心从欧洲的一些重要城市转移到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这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德国法西斯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毛泽东深刻反思苏联的经验教训,认为我们要早做准备,未雨绸缪,以免重蹈苏联覆辙,陷于被动。

  二、三线建设决策的效果

  (一)解决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朝中央政权在“东方从属于西方”世界历史格局中战略大后方的软肋问题

  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基本的战略对比态势是“敌强我弱”,不能夜郎自大,要具备世界眼光,要实事求是地看到这个事实存在。另一方面,面对这一严峻现实,我们是积极防御、有所作为并适时主动出击呢,还是消极被动挨打呢?毛泽东的三线建设理论与实践实际上解决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历朝中央政权在“东方从属于西方”世界历史格局中创设战略大后方的“软肋”问题(就像下围棋一样,给自己做一个“眼”),这是中国面对列强军事侵略时的一个最大顾虑与致命弱点。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才能为自己从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提供一个安全的周边和国内大环境,才能真正地维护自身和平与世界和平。

  “经过多年的建设,我国在三线地区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以铁路,交通、电力、钢铁等作基础,其他行业相配套、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形成了生产轻重武器的装备、军用飞机、船舶、战术导弹、核武器等近500个军工企业,近百个军工科研院所和实验基地,建成了重庆、西安两个常规兵器生产基地,成都、安顺、西安、汉中的飞机制造基地,川、黔、陕、甘航天工业基地,川东和重庆船舶工业基地和西南、西北的核工业基地。许多基地至今仍在发挥着国防经济建设上的重要作用。三线建设不仅满足了战备的需要,而且改变了军工企业配置 “东重西轻”的失衡态势。优化了国防工业布局,促进了国防经济的均衡发展,相对独立的战略后方基地初步建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生存能力和生产能力,以及战略后方的支援能力,既可以独立支撑战争,又可以作为全国的战略后方对前线实施强大支援。在三线建设中,国防工业摆在第一位,同时在重工业原材料和铁路交通等方面进行配套建设,大大增强了中国国防经济潜力。”[7](P93-94) 三线建设从毛泽东头脑中的大战略,经过我国各族劳动人民10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建设实践,已经变成了在我国的国土纵深地带建立起了强大战略大后方的现实。这就给中国国土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上了最大的一个保险,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和一切进步创设了必要的和平保障和前提,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战争威胁莫定了坚实的物质和心理基础。

  (二)极大地改善了中部特别是西部的交通瓶颈等制约国防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

  三线建设实际是交通先行的,因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交通先行”才能为国防、工业、商业、农业等一切现代化部门的发展提供必要前提。而三线建设的重镇——四川,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交通的困难使得雄才大略的诸葛亮“七出祁山”未果,以致留下“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千古遗恨。这种状况被三线建设开山的炮声彻底颠覆了。在三线战略思想指引下,中国各族克服千难万险,先后建成了川黔、贵昆、成昆、襄黔、襄渝等十条铁路干线,新增铁路8046公里;公路新增通车里程227800公里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30420000吨,有力改变了我国内陆地区交通严重闭塞的状况。成昆铁路是毛泽东最牵挂的两大工程之一(另一个是攀枝花钢铁),它作为大西南的主干线,把过去由于地理因素阻隔形成的天然、孤立的区域性单元连成了一个整体,大大增强了区域内战略机动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区域单元与全国范围的要素流动,其战略意义极其重大。总之,三线区域的交通建设极大地改善了中部特别是西部的交通瓶颈等制约国防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初步建成了覆盖全国的铁路网络和公路网络,极大改善了全国交通建设不平衡局面,为广大中西部的一切进步创造了必要前提。

  (三)极大地改善了全国产业分布不均衡局面

  “三线”地区原来都是各方面发展都极为落后的省份。比如: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和湘西、鄂西、豫西等地,曾是旧中国西南军阀连年混战的地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贵州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云南也没有多少工业。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蒋介石从沿海带去一点工业,解放后初期我们又建设了一些项目,但其工业基础仍然很差。三线建设极大改变了这一区域的产业生态和结构,涌现了一批攀枝花、十堰等新兴工业城市。在“三线”地区,以兰州、西安、成都、重庆、贵阳和昆明等中心城市,形成了该地区的经济中心。在这里,汇聚了西部地区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动力和源泉。因此,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曾经评价:“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8](P8)

  这种相对均衡的发展战略为我们后来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和经济技术基础,如果没有三线建设,那么制约我们现在经济社会全局性的若干重大比例关系将会失调到可怕的程度,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1.三线建设是毛泽东战略预见思想的伟大历史丰碑。

  历史一再重复一个规律:轻敌必败。毛泽东认为,“从最坏的可能性 着想,总不吃亏。不论做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9] (P153) 从准备的时间上说,他认为,“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 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10] (P201) 毛泽东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就是立足于美、苏会发动侵华战争甚至是原子战争这种最坏的可能性上来进行部署的,这样把问题和困难想足,抛弃侥幸心理,首先在心理准备层面就争取了主动,取得了初步胜利。同时,在做好困难的估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做好物质技术的一切战备。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6]( P459) 总之,“作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可能性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主张。也是他战略预见理论的精妙之处。他一贯反对那种对困难准备不充分,因而临事则惊慌失措毫无主张的行为。”[11]( P147-148)

  2. 三线建设中体现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独立自主等精神财富是党的宝贵思想政治资源

  三线建设很多地方都是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特别是成昆铁路全线在没有现代起重机等机械的艰苦条件下,硬是用人力创造了总长度相当于56座武汉长江大桥的人间奇迹,广大铁路兵、工程兵、工程技术人员无私奉献,用生命、热血和青春铸就了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三线建设创业者的艰苦创业精神以及伟大成就,震惊了世界。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厦里.存放着三件人类征服大自然和驾驭宇宙的标志性物品,与美国的阿波罗宇宙飞船带回的月球岩石和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模型并列的,是中国成昆铁路象牙雕刻艺术品。成昆铁路营业里程全长1090.9千米,沿线不仅地形复杂,地势险峻,由于历次构造运动的影响,地质情况极其复杂,存在着山坡崩坍、落石、滑坡、泥石流等各种不良物理地质现象。新的地质运动也较活跃,全线有500多千米位于烈度7-9度地震区。……为了跨越地形障碍,全线建有桥梁991座,开凿隧道427座,其中3千米以上的长隧9座,桥隧总长度占到整条线路长度的41.6%。由于地形限制,沿线122个车站有42个不得不全部或部分建造在桥梁上和隧道里。在地势险峻的龙川江峡谷,由于隧道在大山里迂回重叠,进口和出口竟出现在同一个方向,只是高度仅差几十米。可以说,成昆铁路建设者们创造出了功垂千秋的业绩,谱写出新中国筑路史上的壮烈诗篇。”[12]( P9-10) 许多人光荣负伤,还有很多人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成昆铁路沿线,几乎每个新建火车站都有一个烈士陵园或墓地。这些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人民自己创造自己伟大历史的集中体现,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有了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通过以上毛泽东决策三线建设的动机和效果的辩证统一分析,该不该进行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的利与弊究竟如何想必已经有了答案!三线建设也许更多偏重地理因素的军备思维,也许有一些不足之处,然而我们不应该用现在的眼光去衡量一个历史事件,也不必苛全求备于前人,世界上本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依然在享用三线建设给我们带来的安全庇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时候,不要割断历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承这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去创造更大的辉煌。

[1] 转引自李久林.对三线建设评价问题的再认识[J].高校理论战线,2003(05)

[2] 陈东林.三线建设: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J].中国国家地理,2006,(06).

[3] 子荫.“三线”缘起[J].党史纵横,2005,(04).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6] 毛泽东选集第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李晓慧.论三线建设的功过是非[J].许昌学院学报,200322(04)

[8] 参见刘炳峰,张宏.共和国“三线”建设的风风雨雨[J].党史博采(纪实版),2002(12)

[9] 毛泽东选集第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0] 毛泽东选集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 黄保红.毛泽东战略思维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12] 肖炳兰.论三线建设为当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的宝贵精神资源[J].东京文学,2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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