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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路:毛泽东同志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

作者:王二路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09-03-25

  “实事求是”一词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史学家班固对河间献王刘德的一句评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古代中国用这个词来指“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的治学态度,后作为一种学风,形成实学思潮,从宋至清延续数百年,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学术研究及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过长期的重大影响。从湖南岳麓书院的门匾,到清末北洋大学的校训,再到茅盾的小说《子夜》,“实事求是”四个字随处可见。

  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中最伟大的创造就是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他把“实事求是”作为与主观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而赋予了新的含义。毛泽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对主观主义作了系统的批判,鲜明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谋略决策的突出特点。

  1941年5月19日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在所作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唯物而辩证的说明,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

  1941年12月,他又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校训。

  1945年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对理论联系实际即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同其它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

  可以说,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科学思想,都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党的七大确定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也就同时把实事求是确立为全党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既是实事求是的倡导者,更是实事求是的杰出实践者。在半个多世纪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中,他始终坚定不移地践行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堪称全党楷模。笔者从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撷取部分精彩片段,归纳为三个方面,再现毛泽东坚定不移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历程。

  一、勤于调查研究

  善于调查研究,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基石。毛泽东一生注重调查研究,科学的调查研究,是他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常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力求做到“周知社会。”在当时的《讲堂录》中,他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7页)他曾多次利用寒暑假,深入农村,进行游学、考察,了解农村的弊端和农民的疾苦。这一时期,毛泽东从事社会调查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17年暑期“游学”,与同学肖子升徒步游历长沙周围五县城乡长达一个月之久。这种“游学”式的社会调查在1918年暑假同样进行过。“游学”既了解了社会,克服了“闭门求学”的弊端,又培养了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同时也完成了学校规定的“修学”任务,更为毛泽东后来从事的社会调查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在投身革命之时曾说过:“吾人如果要在现在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大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1927年初,毛泽东以湖南农民运动视察员身份对湖南农村进行了32天的实地考察。根据对湘潭、醴陵、衡山、湘乡、长沙等县农民运动的考察情况,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报告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农民运动思想,而且还特别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里,毛泽东说明了要“矫正”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议论,必须从实际出发,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要从实际出发,首先必须了解实际。不了解实际,就难免“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象”,粗枝大叶,甚至染上夸夸其谈,凭主观愿望办事,对上级的指示照抄照转等主观主义坏作风。这种作风对革命和建设造成的危害是严重的。为避免主观主义就必须经过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了解周围的实际情况,认识了实际才能谈得上从实际出发。

  在大革命失败、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落脚。其实,在这历史性抉择之前,他进行了广泛深入、多次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介绍了这一情况。“整个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有利于我们军事割据”。因有了这一科学决策,革命的红旗才在井冈山高高飘扬。上井冈山后,为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毛泽东同志对湘赣边界各县又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亲笔整理了宁冈、永新两县的调查报告。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2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湘赣边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稍后,又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

  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情况,在江西寻乌进行了20天的调查,并总结调查研究的经验,从哲学高度进行理论概括,写下了《调查工作》。当时,这篇文章在红四军中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广为传播。革命队伍中,无论是干部,还是士兵,都知道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公开发表时,毛泽东为它改了一个名字叫《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多年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从思想理论上阐明了调查研究在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和科学方法,批判了当时红军队伍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不求甚解,墨守成规,迷信“本本”,而不愿到群众中去作实际调查研究的错误倾向。

  1930年10月,毛泽东又做过兴国调查。这次调查的特点是: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调查,而没有这种调查,就不能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他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毛泽东在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之后,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一个通知中写道:“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有了后一条补充,就把《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表述得更加完整了。

  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专著,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发挥,全面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特别是矛盾和实践观使调查研究理论置于坚实的哲学基础之上。

  1941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中心工作就是反对主观主义。1941年,毛泽东亲自校读了保存下来的调查材料,编写出版《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和跋,作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共中央也作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而也证明了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

  毛泽东的文章全是自己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亲自动笔写出来的。不仅如此,他还不断告戒各级领导也要自己动笔。他写的文章或者代替中央写的文件,由于源于实际、高瞻远瞩,在中央讨论时从来没有修改过。譬如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是毛泽东对一些新来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中暴露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了调查,找很多人谈话以后才写的,博古看了以后兴奋的要命,催着尽快发表,产生了很大反响,连国统区文艺界也争相传看,从而诞生了党的文艺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经常巡视祖国大江南北,深入了解各地情况,进行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亲自参观了工农业生产现场,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图书资料,最后形成了至今仍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文献,对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系列复杂问题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了纠正农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从1958年10月开始,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几个调查组到河北、山东、河南、天津、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的一些农村进行调查。同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农村问题。1960年1月13日,在北京工作会议上,他说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年、实事求是年。1961年3月,中央广州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当做领导工作的重要任务,并制定出制度,造成风气,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做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全党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许多措施,对于纠正当时农村工作中的“左”的做法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国民经济发展走出“谷底”趋向好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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