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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均甫:万古警醒的伟大祖训

作者:王均甫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09-01-10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5周年、“两个务必”发表60周年而作

在20世纪进步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有两个人的名字与日月同辉并牢牢地镌刻在劳动人民的心坎上,他们是列宁和毛泽东!他们在不同的国度以相同的目标、不同的方式开辟了人类进步的新纪元,为世界革命和本国革命做出了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由于凶残的阶级敌人以暗杀的方式多次伤害列宁,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也使他如何保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宏伟理想未能如愿以偿地得到实施。列宁作古67年以后,他原先想避免的“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却变成了现实中的覆灭,从而这场灾难也更让劳动人民深情地追思伟大列宁!

毛泽东--中国的列宁,他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就牢牢抓住了无产阶级掌握全国政权后如何保持继续革命的历史性课题,并在革命成功以后的27年间,在人民拥护爱戴的“毛泽东--周恩来体制”的运作实践中,得到了炉火纯青的升华。从某个方面说,研究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就是研究马列主义现阶段革命发展的理论。这是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这一理论的起点标志是什么?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其理论基石是什么?其理论核心又是什么?……这些都须要热心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人们去揭示和总结,这是一项繁重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本文作者认为,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教导,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起点标志,它所体现出来的修身治国思想,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主席等开国元勋留给后人世世代代不能忘记的伟大祖训。

一、伟大祖训的产生彰显毛主席带领党和人民继续革命的博大胸怀

1949年春天,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党和人民夺取全国胜利的曙光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在是年3月5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满怀豪情地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又十分严肃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夺取这个胜利,已经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的事情”,他不无感慨地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劝导人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了使共产党人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经得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考验,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了两条希望和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毛主席提出“两个务必”后的第20天,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移驻北平,毛主席高兴而严肃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也许在这个庄重的历史时刻,毛主席脑海又泛起了四年前他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事吧,他动情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这是在几十年里所见到的历史资料中,毛主席面对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首次提出要继续革命的理论概念。显然与20天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希望和要求,是一脉相承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60年后重温毛主席“两个务必”的伟大教导,使我们看到了60年前当新中国即将诞生,共产党即将在全国执政时,毛主席胸中就已经燃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继续革命的熊熊烈火,从此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伴随着他老人家整个后半生。他梦寐以求的是:中国共产党要永远保持革命性、先进性,永远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永远走群众路线、接受人民监督。他担心的是:有人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党内会产生修正主义、会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现资产阶级专政,一句话:他担心领导层会出问题。后人如何从这个理论中汲取营养,得到启迪,不断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从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前进,成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空前自我大溃败的历史惨剧,无疑在世界范围内证明了:即使曾经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团结了广大劳动人民战胜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工人阶级政党,只要在胜利之后领导干部逐渐年复一年地沉浸在既不谦虚、谨慎,又那么肆无忌惮地骄傲和自满的情绪中,沉浸在脱离群众的享乐之中,那么终究有一天祖宗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就会毁于一旦,并全局毁灭,这个结果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毛主席从来也没有而且是从来就反对把自己的理论强加于外国共产党的,但由于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毛主席修身治国的“两个务必”教导,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都是适应的,只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这样宣传它而已。历史就这样真实地告诉人们,特别是告诉那些声称是社会主义并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社会主义等这些概念,决不是打招牌的事情,因为它具有神圣的不可玷污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者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著名领袖人物去世后,仅仅几年时间怎么就会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上出了那么多贪官和污吏了呢?而且十年几之内会前腐后继也没完没了了呢?为此,中国的上层名流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们 穷尽了智慧去寻找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由于偏见的顽固存在,其结果不是离题千里,就是隔靴搔痒,其收效离群众的要求和领导干部的承诺差距甚大甚远。为什么会出现1989年震动中国和全世界的那场规模浩大、时间又持久的北京风波?而19年之后,北京奥运会前夕的6月28日又出现了“一呼万应”的贵州省瓮安事件呢?之后仅隔21天,继而出现了“云南孟连胶农聚集和冲突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固然原因诸多,但从贵州省委书记三次向百姓道歉、追问出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云南省委的一位领导针对“云南孟连事件”说的一段话都能让人品尝出又苦又涩的人间味道,他说:“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历史正在告诉我们的一些不作为和乱作为的官员们:只要你们处处与毛主席的“两个务必”对着干,那么中国的劳动者们总有一天会清算你们的!

毛主席是善于运用中国古典文化和辩证法的大师,他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沃土,不断吸取古代文化的精华,并使之与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柔和在一起,他所表述出来的语言、观念和理论,以超人的感染力、影响力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他和他的战友们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终于转化为中国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两个务必”的教导就是这些重要传统中的一部分,在“毛泽东-周恩来体制”存在的27年的新中国,“两个务必”规范了数以百万计的吃皇粮的干部队伍,它使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达到迄今为止的最辉煌的顶峰,新中国在短短的27年间就挤身世界大国之列,其内在关系密切相连。人们至今缅怀新中国前27年、缅怀“毛泽东-周恩来体制”,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三十年来那些从上到下贬低、沾污甚至恶毒攻击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那些官员和某些知识分子们所不能理解的。对于那些自私自利、居心叵测的人来说,到死也不会理解和转变的。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之所以在经济大变化的过程中,在踞于党、政、军、企业、事业单位上层建筑领域公共权力的握有者那里,出现了那么多惊人的污泥浊水,使党和政府的应有形象打了很大很大的折扣,其原因就在于那些公共权力的握有者们,其实都是程度不等地抛弃了毛主席“两个务必”的教导,因而走向了人民的反面,特别那些高官、中官中的一些官员,其贪污受贿金额之巨大,腐化堕落程度之恶劣,都达到了世界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人究竟是些走什么样道路的当权派又怎么会不引起国人们的一致沉思和熟虑呢?对领导干部而言,胸中有无“两个务必”的信条,是不折不扣地去实践,还是大反其道恶意乱作为,实际上这就可以断定他是真假共产党员、真假社会主义者、真假马克思主义者了!

以王长林为代表的中国晶牛集团的企业领导者们,他们就是目睹中国上层建筑中出现劣变导致社会进步受阻的状况下,响亮地提出了“我们管不了社会这个大环境,但我们可以管好企业这个小环境”的使命,他们就是用毛泽东思想陶冶人们的情操,用“两个务必”规范人的品行大端,牢牢地迈步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踏踏实实地去做毛主席提倡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个企业的领导者们,他们在中国的官员队伍中算不上是地位显赫的高官,但他们按“两个务必”规范的品行,是经得起任何人们和管理机构进行考察的一方净土!一句话:王长林带领中国晶牛集团的干部和职工从微观上诠释了伟大祖训的真谛!“一要干事,干成事,二要干净”的做官标准和誓言是华夏大地上的一颗绚丽夺目的明珠!

二、三十几年来,宏观上的风雨尴尬事,向世人昭示:忘记或抛弃毛主席留下的祖训,就意味着被动、难堪、无奈、犯罪

  本来总结经验和教训,是为了前进必须做的工作。但是有些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偏偏不让你总结改革开放中的教训和问题。如若反之,就要冠你一顶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或妄图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右的思潮的帽子。其实帽子是罩不住火的,帽子也是憋不死真理的。为了今后的进步,必须克服三十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不谦虚不谨慎,既骄又躁的行为和做法,基于这个理念,在此略论一二。

(1)邓小平的一句真话,可能会比地球的重量还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许多人在社会变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更多地听到、看到、感觉到和熟悉了什么叫腐败。一开始,感到突然,感到不理解,甚至心底里还嘀咕:社会咋就变成这样了?但久而久之年复一年的腐败的车轮,竟成为一种社会正常状态时,终于把人们碾压得麻木了,下面这句很通常的话便说出了国人阵营庞大的百姓队伍的归顺和无奈--“干什么都得走后门啊!不送礼办不成事的!”

人间的事,有时和大自然就有那么多相似之处。自然界的风云多了,到时就会雷声大作,雨将伴之。当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人民再也看不下去的时候,在共和国的首都天安门广场开始出现高喊“惩治腐败!惩治官倒!”口号的一批批群众,而且人群一天天扩大,长时间竞维持在百万人的状态,可谓新中国历史之空前。当年笔者与家人或机关同事在离北京千里之外的家里或机关,每天中午或晚上看电视时,被那种场面所感动、所震憾。(有些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官倒”的含义,顺便告诉您:就是有些当官的或官员的亲属以及党政机关依靠公共权力倒买倒卖社会奇缺物资而获取暴利的简称。)

现实告诉人们:当官的和代表公共权力的党政机关,不能忘记权力是谁给的、应该为谁服务这样一个原则。如果长期不以为然,那么风雨交加就会随时将至。在这个节骨眼上,也许体会毛主席“两个务必”的伟大教导的意义,会来得现实些,体会得更深些。

那场风波已经过去19年了,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不少高官、学者在寻找毛主席-周总理体制结束后不久,腐败怎么会如此凶猛到来的原因时,却一直陷入了困境,尽管其文章、书籍铺天盖地,但却如同雾里看云,并未真正找到腐败为什么能生长得如此羽毛丰满并恶性发展的历史原因。

事实上,邓小平在下决定处理那次风波的四天前,与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已经说了实话。他说:“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为了工作主动,他还告诉李鹏他们:要赶紧抓一二十件贪污、腐败、受贿的案件,“要雷厉风行地抓”。(见《邓选》第三卷第297页)

历史的镜头将我们带到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二年,毛主席、党中央大张旗鼓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雷厉风行自下而上地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处置了刘青山、张子善等相当一批高官。毛主席认为:“对他们二人若不加严惩,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他也十分动感情地说:“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对刘青山、张子善的两声枪响,表明了毛主席、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向社会表明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新中国“毛泽东-周恩来体制”运行了长达27年,之所以没有出现腐败的潮水,就在于他们以人民拍手称快的措施摧毁了妄想滋生腐败的苗头!

邓小平自我感悟“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的真话说出了改革开放期间腐败得以羽毛丰满的真正原因。为什么会“往往下不了手”呢?回答这个问题,是件十分令人严肃的事情。“下不了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下不了手”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的写照?“下不了手”与毛主席留下的“两个务必”的伟大祖训有相通之处么?凡此种种质疑想必“下不了手”会理屈词穷。全国人民难以从记忆中抹去的1989北京风波,也许能从某个角度凸现了“往往下不了手”造成的被动和难堪,历史在呼唤人们理性地反思历史,绝不可失掉了谨慎谦虚而陷入了偏见和鲁莽。

毛主席之所以自始至终对与人民对立的腐败分子手不软,因为他身正无斜,因为他要带领全党推动社会进步,坚持无产阶级执政以后继续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因为他是永不食言的人民领袖。1945年7月4日下午,毛主席二次邀请黄炎培到延安家里做客时,黄炎培问毛主席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毛主席满怀豪情地说:“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在新中国第一个27年内毛主席、周总理等以勤政、廉政的辉煌实践向党和人民交了满意的答卷,因而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去世后名垂千古。可是他们怎么会想到,在作古仅仅几年之后,因对腐败分子“往往下不了手”却就重演了黄炎培担心的那种情景:“既而环境逐渐好转了,精神也放下了,……因为历史久长,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无法补救,……”

正因如此,所以三十年来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们出现了前腐后继的局面,老祖宗创造的那个“杀鸡给猴看”的办法也不顶用了,而且贪腐水平逐浪高,动辄超千万元、上亿元;连美国加州、洛杉矶、纽约的地产经纪都惊呼:从中国逃出的贪官,使当地高档住宅的价格涨了一倍!而且都是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并常常用现金一次付清。这类贪官的数量很惊人,仅今年上半年中国反贪局、公安部就向美方列出的中国外逃贪官名单达1000多名。试问,当年对贪官采取“往往下不了手”的历史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人民应该有权来质问。“往往下不了手”造成的灾难已经镌刻在人们难以忘记的历史中,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这个阴影仍在徘徊。

(2)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和构造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随着革命和建设的不断推进,为了解决新问题,因而也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是因为他们解决了前人没想的、没干的,而且不解决就会失去革命机遇或者没法取得革命胜利,没法巩固社会主义成果。这些理论体系的产生,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也超出了本国的范围,具有世界性的导向力量。

前苏联在列宁去世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三人曾先后提出了自己的若干独立主义和理论,他们的自我创新,最终以告别列宁主义和在世界政治地图上消逝社会主义苏联而告终,同东欧的八国剧变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大溃败哀曲,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上。对任何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来说,不谦虚、不谨慎、既骄又躁的严重后果,也许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失去民心,损害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以至于损害国际共运的利益。辩证法毫不掩饰地告诉人们:工人阶级政党完全可以从不成熟逐步发展到成熟,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一旦滑进了不谦虚谨慎、既骄又躁的泥坑时,这个党就必然从成熟再度跌回到不成熟,甚至遭到惨败,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中国来说,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些人口头上并非阉割或反对马列主义,而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上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旋涡之中。陷入了为了完善某个人独立的东西,把本不属自己创造的理论,也要翻新地塞入独立的东西之中。这种做法使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工作从而也陷入了没法让人入耳入脑的尴尬之中。

比如邓小平理论,应该说其代表内容主要有二,一是他提出的建设经济特区的理论,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属新东西,尽管经济特区这个东西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早已有之。至如建立市场经济的说法,在中国属首次,但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中国则不是首创者,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前南共联盟所选择的工人自治道路,才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首创建立市场经济的典范。二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论,也属创新之列(尽管它还要经过长久的实践去考验它)。

将近20年来一些人所撰写的成千上万篇的文章以及高校成书作为教材销售数百万册的《邓小平理论》却把本属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囊括了进去。

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被认定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但邓小平本人在讲这个问题时就严正指出:“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东西。”(《邓选》第二卷165页)明明是因为当时党内外有人借总结文化大革命之机妄图全盘否定毛主席、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才不得不把毛主席1957年在《正处》中所申明的识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中的四条重要内容搬了出来,所以他才讲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因为现在没有一一贯之!出了毛病,才来重申罢了。如果说这四项原则在毛主席、周总理体制时期压根儿就没人敢想、敢发现和坚持,在中国又会有几个人相信这种鬼话呢?至如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永远不称霸的和平外交战略和政策等等,那更是不待说的了,因为那是集毛主席、周总理等一代伟人在世时的伟大智慧而创造出来并在毛主席、周恩来体制时期长期成功实践的光辉理论和政策,却也要把它塞到邓小平理论中,就显得让读者、听众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感到尴尬、无奈,以至于反感和厌恶了……。所以我周围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从事组织工作的同志,从事理论教学的同志,都曾经常给我诉说他们在讲邓小平理论过程中的难言之隐。

再如“一国两制”,那些编书者们非要把它说成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并称“是史无前例的创造”,这些说法全然不顾历史、不顾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新中国诞生前后关于祖国如何统一的那些理论和实践的事实而随意作出的结论。认真学习和研究毛主席、周总理在建国前后直至逝世前关于处理西藏、台湾、香港的历史及方针政策就可以找到“一国两制”方针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以下扼要说明三件事情:

  A、香港回归的政策:别忘了1949年初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在执行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十几天之后,毛主席在西柏坡向斯大林秘密特派代表米高扬阐述未来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明确了中共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指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须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于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的决定。”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在新中国诞生17天后,尽管广州的解放早已把英国占领下的香港洞开,但挥师南下的第四野战军邓华所部之15兵团在到达这块殖民地的北部边界,中央军委却令其勒马深圳河,并无继续南进一举解放香港之意。这个举动,使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香港的英国人纳闷了,全世界似乎都在注意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难以见到的现象。1951年春,周总理对当时驻香港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作指示时指出:“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和桥头堡。”“这个地方大有可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1957年4月28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中明确宣布:“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对香港的政策同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同胞不要担心前途。”

须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这番政策性导向的讲话时间,恰恰是占中国领土总面积达12.8%的西藏地区以特殊身份进入祖国大家庭之后的第6年,这个地区在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唯一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范围内存在剥削阶级制度的地区,而且是人类社会进程所出现的剥削阶级制度中最为黑暗和野蛮的制度,即封建农奴制度。1951年5月23日颁发的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简称为《十七条协议》,是以保留西藏现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方式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假若1959年3月达赖不搞反革命叛国活动的话,谁也难以推想今天的西藏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历史就这样准确无误地告诉人们:毛泽东、周恩来体制时期,人们的确没有讲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或“一国两制”这些词语,这是真的;但为了国家的统一,在一个地域辽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允许存在了一个完好的封建农奴制度,而它又比台湾和港澳不知要大多少倍的大西藏,这也是真的。人们不禁要问:“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成功实践究竟诞生在什么时间?周总理关于“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存在和发展”、“港澳同胞不要担心前途”,都表明了毛主席、周总理对港澳地区的政策态度。显而易见,两位允许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可以在122万平方公里的大西藏存在的领袖,为了国家的统一又怎么会不允许比这个制度文明多少倍的资本主义在特殊的弹丸之地港澳继续存在呢?

1972年10月,周总理在会见英国客人路易斯·海伦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现在两国存在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英国自然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参加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府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1974年5月毛主席、周总理会见在北京访问的英国保守党领袖希思时,明确表明了1997年前的二十三年期间,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及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二十三年后的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1974年周总理在病中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重申对香港采取特殊的政策,并指出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实行资本主义。

在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这三十年期间,没有哪种媒体愿意宣传这个情况,愿意真实讲清香港回归的来龙去脉。而人们所看到的、听到的则大都是讲1983年以后如何如何,香港回归似乎就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那样简单!难道历史真的会被一些高干、媒体、学者遮盖得永远那么无奈吗?年近七旬的我,这些年来也时不时地质问自己、怀疑自己……但我还是坚信:无论怎样玩弄词藻,掩盖历史终究是徒劳的!

  B、台湾今后的回归:别忘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一纲四目”

台湾问题是不同于港澳的问题,是国民党失败逃至那里盘踞造成的。只因朝鲜战争的突发,而我们当时无力同时应付南北两个战场而错过了解放台湾的机遇。之后,党和政府就致力于和平解放台湾,这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如同一个人一样,把解决西藏问题的经验在解决台湾问题上达到了极致的发挥。从1955年5月至1963年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以“一纲四目”的形式浮出水面,而这个方针政策就是由毛主席、周总理亲手制定的,直到临终前他们一直坚信:“只要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毛主席语录),“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解放台湾,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就行”(周总理语)。

1955年5月13日周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和1956年1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都强调了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他们寄希望于台湾方面的人士能站在爱国的立场上,放弃以往成见促成国家统一,历史的呼喊得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拥护,许多著名人士主动提出愿在国共两党间斡旋,推进和平统一。毛主席在会见这些朋友时提出了更为具体和可操作性方针政策。内容是: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以实现祖国统一;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双方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如果目前台湾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

1960年5月22日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在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要等待,台湾的解放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为贯彻这个总方针,中央还提出了四点当时相当惊人的意见以促进时机逐步成熟:(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2)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以上两条显示出中央允许台湾的军队继续存在)(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同意后进行;(4)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四十九年后的今天,当人们掀到这张历史画面时,又一个不同于西藏的“一国两制”的蓝图难道不是明明白白地摆在世界面前了吗?有谁还能再说“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方针呢?

三年以后,毛主席把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构想,通过周总理出面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加以转达并又进一步作了些说明。周总理在请张、傅二人写信时,还亲自把毛主席的构想简明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介石与陈诚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即(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与陈诚全权处理;(2)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并在信中表示,这些意见是中国政府的,今后,即便我们个人的政府职务变更,但上述的政府对台政策却是永不改变的。

一纲四目”的方针和政策,把解决台湾问题的对策细化到了如此缜密的地步。后来者即使再笨的人,只要照此办理也会万无一失。50多年过去了,再回首:人民深情地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周总理的名字装进了自己的心中!

  C、毛主席、周总理为什么不用“一国两制”这个词?

二十五年前的一天,笔者为一个领导干部培训班授课,而且其内容正在讲毛主席、周总理在构架“一国两制”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四十分钟后,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毕再回首时,发现讲桌上有一张学员让老师回答的条子:“请老师告诉我们,毛主席、周总理在解决台湾的问题时,把‘一国两制’构想得那么完美,却为什么不用‘一国两制’这个词?”看到这张提问问题的条子,我没时间去思考提问题的学员是带着什么意识提这个问题的,尽管在这之前也未曾探讨或讨论这个问题,但想着“师者,解惑”的正常责任,我还是按自己的想法对学员讲了我的理解,意想不到的是,话音刚落,便迎来了学员们的热烈鼓掌。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之所以在文中列了这个题目,是因为二十五年间确实有不少方面的人员在不同场合让我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一次在某高校作学术报告时,从台下传到讲桌上的四十七张条子中,竟有20多张提到了这个问题,让我非常激动,而我都是以二十五年前的那次回答满足了他们,并得到了热烈掌声的回报。今天,则以文字的形式表述如下,也是我对毛泽东、周恩来在解决西藏、港澳、台湾四地回归祖国这个大问题上所展现出来的“一国多制”宽怀思想的一点体会:

新中国诞生后,毛主席和周总理不以刻板的形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实现祖国必须统一的大原则下,1951年5月形成了保留西藏现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方针,完成了中国境内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小的封建农奴制度共存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一国两制”在中国也是在全世界的首次成功出现,难道有谁会怀疑这个壮举吗?然而,毛主席、周总理面对政治经济极度不平衡的大中国,面对台湾、港澳三地的特殊状况,他们既要保证港澳长期发展的国际地位,又要等待当时蒋家父子翻然悔悟回到祖国怀抱的历史希望,而且台湾与港澳的政治、经济制度又有着极大的差别,因而必须采取的具体政策也是有极大区别。显然,历史留给毛主席、周总理去完成的祖国统一大业,必须是“一国多制”的统一,即社会主义与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共存、社会主义与台湾三民主义的共存、社会主义与港澳资本主义的共存,如何完成这样一个“一国多制”的伟大历史任务,成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毕生的宏愿。在这样一个“一国多制”的伟大现实面前,怎么能设想毛主席、周总理会去用“一国两制”这样一个词去表述呢?请不要忘记,他们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他们也是伟大的语言学家!

至如在宣传“三个代表”理论时也硬要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更是难以让人启齿论证的事了。说实话,“三个代表”没有一个代表是错误的,这是共知。但是说只有到了21世纪初才发现了它,这就是缺乏理智的提法了。从巴黎公社失败后,马恩就觉察到各国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代表这个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党,因而在他们的领导下加快了许多国家的建党步伐,之后列宁又继承了这个事业。同样中国共产党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归属了这个性质。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早在1940年毛主席撰写的《新民主主义主义论》中就已阐明,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当然它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心骨,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它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毛主席、周恩来体制漫长的社会主义年代里,一直成为党的唯一宗旨,这也是毫无疑问的。现实的问题则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党内许多高、中、初级干部特别是有相当一部分主要领导干部,在三十年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轨道,抛弃了毛主席的“两个务必”,抛弃了党的先进性,站到了社会主义的反面去,因此为了教育他们,也为了教育全党,就必须重申和重提“三个代表”,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硬要把它宣传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独立新阶段,就是另一回事了。

事实胜于雄辩,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和构造,需要的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做到也并不难,但对那些骄躁极盛和沽名钓誉的人来说,做到也是真难。三十年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确出现了不大也不小的一支骄躁极盛和沽名钓誉的队伍,耐人寻味的是他们都有广泛的话语权和出镜权,而当人们研究当今中国社会诸多负面问题时,又都能找到他们骄躁之举在其中推波助澜的阴影,他们如同中国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样,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从某个方面说,整治这些人之日也许就是中国和谐社会建成之时吧。

(3)邓力群的这些话,同样能比地球的重量还要重

2008年春节期间一位朋友把他在某重点大学读研究生儿子的毕业论文送到我家,让我“审阅”提些意见。因没法推辞,只得从之。其文章是阐述1956年至1976年期间党的工作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但其中一句话的表述令我认真注目:“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这是毛泽东打击全国领导干部的一次预演”。我电话约朋友带他的儿子到我家面谈,谈话中,朋友的儿子一点也不避讳,他说自己的导师就是这样讲的,而他自己在读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原文也是这样认为的。待我告诉他《历史决议》第17节中的那句话,“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是对刘少奇的批评,并非是毛泽东打击全国领导干部的预演时,这位研究生半信半疑地说:“真新鲜,第一次听这么说。”送走客人,我问自己:在高校能带研究生的导师为什么还没有读通《历史决议》呢?

无独有偶,过了些天一位在某高校任副校长的朋友看我,他小我16岁,见面总是很客气,也总会自称是步我的后尘也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席间,他向我发问:“老兄,能否解释一下1964年下半年毛主席为什么先打击了全国的基层干部?”我笑而未答,倒是反问了他:“你说呢?”朋友说:“那我只好乱猜测了。”待我告诉他《历史决议》上的那句话是对刘少奇的批评,不要把它扣在毛主席头上的时候,面前的这位副校长困惑地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我非常无奈,因为我不是权威人士,说话是当然不能算数的。但在我这个年龄段上的人,是知道刘少奇这个错误的。

突然一天,我猛地想起27年前邓力群一行十几个人受中央委托到河北传达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事情,于是我翻箱倒柜地找到了那个报告本。现在摘录如下,以此郑重告诉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些读《历史决议》和用《历史决议》研究历史的学者和读者们。下面的话是当年参加起草《历史决议》的成员之一,是当时中央书记处的、被中央派到河北省在河北省直机关传达学习六中全会决议的邓力群同志长篇报告中的摘录,他的报告是1981年7月21日至24日,录音整理出来达11万字,由中共河北省省委办公厅印发至各地的,并未列入秘密文件。该文本的第125页在谈社教运动时说:请同志们注意第17节的一句话,“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这是对刘少奇同志的批评,没有点名就是了。

《历史决议》发表27年了,在这27年间凡我接触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常年累月地在讲台上授课的教师们,无一人知道《历史决议》中的那句话是对刘少奇的批评。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决议中的那一大段话是针对毛主席讲的,而且也只有他的名字出现在这段话中。所以只要不在那句话另有所指的地方点出刘少奇的名字来,那么你就是比孙悟空再精明的人也不会猜想到的。前面我所见到的那位研究生的论文,那位高校的副校长的状态,就是中国学者层绝大多数人的正常状态。再过些年,就更会如此了。严肃地讲,《历史决议》的这个缺陷,客观地反映出了当年领导起草决议的人和起草决议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谦虚、不谨慎、又骄又躁的工作作风,也绝非一时疏忽之嫌疑。在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谈要不要点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时指出:“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邓小平选集》第二卷第309页)可是偏偏在需要点刘少奇的地方却不点了。现在尚且有一部分老人还存在,想全部隐瞒过去还有困难,所以27年前起草者之一的邓力群同志,在《历史决议》通过后的第25天作辅导报告时总算冒风险讲了真话,我以为这句真话的份量同邓小平那句“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的话一样,都是比地球的重量还要重的。可惜,邓力群的这句真话,只能算作野史,是没有被写进《历史决议》的东西,也就是说是没有放到历史里去的东西,多少年之后就会无影无踪,而《历史决议》中的那一悬笔,却要世世代代去误导一批又一批的学者们重复着我文中提到的那位研究生和那位高校副校长的样态。

领导起草《历史决议》和起草《历史决议》的人们之所以在这样一个极为严肃的历史文件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敢真正面对20世纪60年代党内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毛主席是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人以阶级已经消灭了为理由鼓吹“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的论调时,而在我党强调要重视阶级斗争问题,并提出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5月为了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央还出了个前《十条》。之后,刘少奇派王光美到河北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又推出个后《十条》。邓力群指出:本来毛泽东同志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经相当严重了,而经过桃园试点经验之后,少奇同志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严重,把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农村简直看成只能够做秘密工作、一个人一个人串连、不能够公开活动的地方;对于农村的基层干部,工作队一进去,就应该把他们撇在一边。……毛泽东同志后来讲:我讲了两年谁也不听,少奇同志一抓,就把全国推动了。但是由于对农村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发生了对农村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的问题。”由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搞出的“桃园经验”是个极左的东西,毛主席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所以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上,毛主席点名批评了当时存在的极左错误,批评了他们把20%农户划成阶级敌人,他说7亿人20%有多少?毛主席认为,地、富、反、坏已经臭了,抓犯错误的当权派,搞秘密串连,集中1.5万人搞一个县,实行大兵团作战是繁琐哲学,是不依靠群众,都是错误的。毛主席在会上明确指出:党内可能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应该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刘少奇、王光美的理论和实践是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的。所以当1966年毛主席发动文革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刘、邓则以派工作组的名义在北京各高校又沿用1957年反右派的方式抓了那么多的右派的时候,毛主席发怒了,便在1966年8月5日发表了205个字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批评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大字报结尾处才又点出来“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本文只是因为邓力群解读发生在1964年的“社教”才与毛主席这份大字报的结尾处对应了一下,也并非真正解读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

几十年来,为了使对毛主席“三七开”的概念立得住,邓小平从1980年2月29日就开始带头表明:他自己能够“四六开”就满意了,同年的8月23日他又说他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见《邓选》第二卷第277页、353页)。而事实上呢,无论是他健在时和去世后,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对他的“四六开”和“对半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决议》中该点刘少奇名字时而却执意不点的原因了。这也正如一位资深的学者曾发出感慨一样:说了真情,对“有些人”不利!可见,毛主席为国人留下“两个务必”的祖训,处处都像一面镜子一样在反映着每一个人的神态。它是衡量人们心灵世界灵魂的一把尺子,看似无形,实际有形。是否谦虚和谨慎、是否骄与躁是任何人也没法靠自己嘴皮子就能表白得了的事情,只有实践和历史才是最公正的。

在这里也顺便指出,三十年来在那些刻意贬损甚至肆意涂抹毛主席人的笔下,把妖魔化大跃进、妖魔化人民公社、妖魔化“文革”当成了他们的绝版,其实真正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搞极左而被毛主席多次严厉批评的人,恰恰也是上面提到的“有些人”!

三、偏见没法摆脱事障易解、理障难除的混沌状态

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毛主席一生的光辉实践也可以说就是伴随着这个重要原理在不同时期的实践而度过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能与他相媲美的人,实在太少了。从他56岁 那年开始,在还没有代表人民执掌全国政权的前夜开始,他就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要继续革命,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晚年更是直截了当地动员国人自下而上地开展了以清除阴暗面建立新社会为主的文化革命,但是由于党内在此之前就已经积淀下的几个大派别的分子们,时“左”时右的恶性干扰,这场革命的确远未达到“毛主席、周恩来”体制的政府期望的目标。所以,1978年以后的三十年内,在得到了适宜的气候的时候,干部队伍的腐败堕落终于明目张胆地发展和蔓延起来,社会的进步受到一定的重创。人民心灵上的痛楚,已经难以言表。

毛主席逝世后,一些人对他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理论进行了全面否定,对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予全部否定。三十年后的今天,再回首,这种意识上的偏见再也没了神气了。人们亲眼目睹了党内那些有权势地位的人从上到下所出现的超级腐败和堕落,并且长期毒害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冤假错案应接不暇,官商勾结、官黑勾结、矿主窑主草菅人命闹儿戏等等。三十年来究竟有多少大小干部倒下去了?有多少冤假错案使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又有多少无辜的百姓被夺命而去?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分子会前腐后继,其贪腐水平领先世界?为什么中国社会出现的那些让人心碎的黑东西总会按下葫芦起来瓢了呢?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责怪改革开放,人们是在责怪从中央到地方的那些抛弃、攻击毛泽东时代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人,责怪那些专门念念不忘贬损毛主席以显示自己更高明的人,责怪那些口是心非各种形态的一群群伪君子们!可是有些人就不能以今天的百姓的心态去对待文化革命中出现的那些极端现象,似乎一切极端现象都是毛主席所使然,那些人的骄躁之举,已经大大伤透了国人的心!

毛主席早在55年前的1月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在揭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社会根源时说:“这是反动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这就表明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阶级属性问题。三十年来,中国各级领导干部中出现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腐败、堕落分子们,已经不是能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可以包揽的坏分子了,他们已经是盗窃国库、搜刮民财、草菅人命的反动分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是根本利益对立的特殊阶层,对这个阶层的心慈手软、“下不了手”,人民是永远永远都不会答应的!在这样一个严肃的事实面前,毛主席早在41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三十年来涌现出来的数以千计万计的各种腐败、堕落、乱作为分子,有谁站出来说这些人是工人阶级、劳动阶级分子?又有谁敢说他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有些人始终不能接受“走资派”这个称号的话,那么把它换成“走剥削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就该满意了吧!可以简称“走剥派”。直至1992年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显然这个“党内”,不是指党内一般的工农分子和知识分子了。三十年来那些领导干部血淋淋蜕化变质的事实证明: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的论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论述,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是人民永远赞成和拥护的理论。历史也证明:人一输理,不谦虚、不谨慎和既骄又躁的情绪就会把人拖到无理性的偏见漩涡之中!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啊!

看来,事障易解、理障难除的混沌状态,的确不能再延续三十年了!但愿处于混沌状态中的有权势的和那些有话语权、出镜权的干部以及高级知识分子们,能够从学习毛主席“两个务必”中得到启迪,变得谦虚点、谨慎点,并使之有所作为!人民真的在期待!

不是结束语的话

本文作者年近七十,虽然学(术)力浅薄、笔力不济、体力不佳、视力甚差,但学习毛主席“两个务必”的伟大祖训所激起的热血,却鼓舞着我还是勉力动笔了。似乎不做这件事,灵魂将永远不得安宁。只因余言未尽,所以称之不是结束语的话。

毛主席从提出“两个务必”之后,直至离世,把很大很大的心血放在了无产阶级执掌全国政权后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上,他是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最早做出这份贡献的世界领袖人物。但是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文明正源的这个万丈光焰,在毛主席离世后的三十年之内被有偏见的人们肆意涂抹得离奇的变形了。有些人竟然把毛主席、周总理在文革前就决定的,由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5-8卷的决定推翻,甚至连1977年已经出版的第五卷也用巧妙的办法予以了断。而以“文稿”、“文集”发行的版本则把大量内容删掉。在目睹了1989、1991东欧、苏联世界社会主义大溃败、在亲历了中国三十年内反社会进步而出现的那些惊人的污泥浊水泛滥成灾后,人们逐渐觉悟而沉思了。一个富有正义感与历史感的民族,最终是不会将奠定自己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根基的经典理论与精神文化,排斥成异类而遭挞伐的。

作者相信:沿着毛主席“两个务必”伟大祖训的脚印,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学习和研究,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会有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价值。它应该也是当今中国最具开采价值的无与伦比的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富矿,一个极为丰富和宝贵的文化、精神富矿!

物基黄土而丰硕,人承祖脉而兴盛,中国不会也不该是数典忘祖的国家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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