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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玺宪 :“两个务必”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作者:陈玺宪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08-12-02

  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革命胜利后的新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向全党提出必须做到“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随着几十年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无产阶级政党在国际国内执政的成功与失败的实践经历反复证明,“两个务必”包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这篇文章里,我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道理:

  一.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具备艰苦奋斗的作风,必须把艰苦奋斗的作风作为自己的本色,而且必须始终如一保持艰苦奋斗这一本色。无论是在革命的过程中,还是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建设过程中,都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尤其是在这更加漫长的建设时期,更是不能脱离艰苦奋斗的本色。离开了这一本色,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就是放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共产党人所必须保持的艰苦奋斗的本色是劳动人民的本色,是劳动人民千百年来创造人类改造人类历史的本色。人类社会的一切创造与发展,无不与劳动者的辛勤劳动息息相关。每当要把人类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劳动人民更是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正是在劳动人民创造人类改造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凝结成了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艰苦奋斗的本色。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3卷第1031页)试想,如果人类没有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如果没有劳动者的艰苦奋斗,我们人类历史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没有劳动人民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我们现在还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劳动群众艰苦奋斗的历史。人类的一切变化发展都是由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极其顽强地支撑着、推动着,正是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照亮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

  伴随着人类劳动对人类历史的物质创造,改造人类的思想武器也在不断地发展与日臻成熟。随着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劳动人民自己的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运而生。无产阶级政党从他登上政治舞台那一刻开始,就以解放无产阶级及整个劳动阶级为己任。无产阶级政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不畏艰难困苦的大无畏的精神变成了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他们身上,甚至集中了劳动者的一切优点,处处体现着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艰苦奋斗的本色。无论是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他们无一不是在克服重重困难的条件下不断地发展壮大,代表人民群众成为了扫除阻碍人类历史前进的一切势力的核心力量。艰苦奋斗也就成为了这些无产阶级政党的优秀品质。中国共产党更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它既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大屠杀的血雨腥风,又经历了井冈山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延安时期的艰难困苦,并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于是,经过长时期的艰难的革命环境的洗礼,艰苦奋斗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极其优良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成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作风,是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必然,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历史必然。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的本色就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人的本色。

  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本色也是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的本质要求。只有具备了艰苦奋斗的本色的共产党人才能承担起无产阶级(更全面地说是整个人民群众)所赋予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是工人阶级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285页)列宁也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卷,第38页)是艰苦奋斗,还是贪图享乐,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剥削阶级政党的显著区别之一。资产阶级的价值取向是享乐哲学,而无产阶级的价值取向则是奋斗哲学。共产党人必须把大公无私,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离开了大公无私,放弃了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的基本观念,就成为了谋取私利,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政党。这就跟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了什么区别。历史上或现实政治生活中,一切资产阶级政党虽然名称各异,派系林立,但是,代表少数资产阶级并为他们谋取利益是它们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服务方向。资产阶级包括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灵魂,谋取私利、贪图享乐则是这一政党的基本行为体现。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谋取私利、贪图享乐的政党,不再愿意艰苦奋斗,毫无疑问是改变了自己政党的根本宗旨,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或正在向资产阶级政党转变,其服务对象就变成了资产阶级,自己也就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如果这个政党还处于革命阶段,其结果是放弃革命;如果已经是执政的党,其执政的结果是恢复资本主义的统治,恢复资本主义的剥削秩序,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也就会重新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去。这个政党就再也不能承担人民群众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它再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政党。

  二.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是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与科学的斗争实践的综合形象。它是中国共产党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为根本内容构成的外化神态。其根本要求就是要共产党人切切实实地推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去实现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最根本的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实现改造世界的目标。科学的实践来源于对具体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科学认识,同时,通过不断地对错误认识的修正,使自己的行为更加趋向于科学,更加趋向于按照具体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客观规律办事。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深刻认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对这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有过极其深刻阐述,并创造性地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各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对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际进行认真研究,从中引出规律,作为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行动准则。而无产阶级政党要研究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就只有面对而且必须面对具体从事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人民群众。只有对人民群众的具体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行科学的认识,认真学习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每一个发现,每一个创造,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在实践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才能推动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所谓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的结合。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最生动最鲜活的理论源泉就存在于群众之中,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而马克思主义又需要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去证明去修正,并不断地走向完善与新的发展高度,同时又需要人民群众通过具体实践去实现它所期望的革命目标直至实现最终目标。因而,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没有躯体的灵魂,这个所谓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只能在太空中游荡。所以,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把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来处理,群众路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这样,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就具体表现为同中国人民的具体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结合。在这个结合过程中,不仅产生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造就了同时具备“三大作风”的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包括其它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三大作风”兼备的政党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能形成的,它是历经千辛万苦,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是几十万几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历经这一个个的困难与一次次的挫折,整个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要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不能不切切实实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只有既坚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又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才能始终如一走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正确道路上;因为困难也让中国共产党人迫切的感受到只有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与他们打成一片,把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革命和建设势力,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最后胜利;因为挫折,党学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遇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修正错误,不断吸取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及时纠正各种缺点错误,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使党立于不败之地。正是这“三大作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品质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是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且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的从思想的根源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才真正的把自己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完全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之上,结束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统治。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个过程的不断展开,正是党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风气的不断形成过程。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通常是指一个人的行为修养所达到的高度而体现出的一种崇高的形象,是一个人思想和行为的高度一致凝结而成的外在形象。这种外化形象不是任何做秀或几个什么样的举动就忽然树立起来的,树是树不起来的,就是树起来也是要倒下去的,它是一以贯之的思想与行为的外化。一个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在给自己画像,无论其思想和行为有多么的隐秘,其伪装有多么的高明,那最终将反映在他的真实画像上来,终有大白于天下之时。于是,我们既能看见自私自利、言而无信、两面三刀、阴险狡诈的人,又能看见乐于奉献、大公无私、虚怀若谷、德高望众的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作为一个政党的作风,在一个政党的整体形象中反映出来,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不说一切的资产阶级政党无法做到,就是许多无产阶级政党也难以做到。但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对于个人而言,它是一种美德,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它体现出的是这个政党思想和行动高度一致的全新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饱含了这个政党高度实事求是的精神,饱含同人民群众的血肉情深,也宣告这个政党敢于面对勇于修正自己的一切错误的决心和勇气。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同人民群众的血肉深情,一个政党是不会坚定地推行群众路线的,因而也不会对人民群众的意志有任何反映,对人民在具体实践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和困难也不会去认真的解决,它也就不可能对自己的任何缺点和错误进行任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的养成,它不是中国共产党为树这一形象而刻意为之,它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三大作风”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虚心从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并建立与人民群众的血肉深情的过程中,在不断地深究和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过程中,自觉而又自然地养成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优良作风。它经历了一个很长时期的老老实实的实践过程,它绝不是一两次做秀、一两篇文章、一两种宣传就能树立起来的,不是你去过西柏坡或在什么报告中提到过它,你就有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不经过实际的实践过程,不经过中国人民的亿万双眼睛,你所谓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就是假的,就是自己贴上去装饰门面的。兼备“三大作风”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以自己长期一贯的优良作风刻画出了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崇高形象。正是“三大作风”让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画像溶汇了极其丰富的内涵,它是极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与艰苦卓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统一体。没有“三大作风”,就无所谓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高大形象。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对人民群众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这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把群众路线作为自己最根本的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的党所必须坚持的优良作风。面对人民群众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及其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不高高在上,不视而不见,必须以完全的马克思主义态度认真对待认真解决。切忌把人民群众看成弱势群体,当成包袱抛在一边,不去关心群众的痛痒,让群众自生自灭。不仅革命期间如此,革命胜利后更应该如此。不能因为革命成功了,人民群众就只剩下劳动的权利、失业的权利,其它什么也别想。只要脑子里装满了这些思想,把自己看成救世之主、创世之精英,把自己看得比天还高,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那种原本拥有的谦虚谨慎的态度、不骄不躁的作风将荡然无存,那种几千年来官僚的傲慢神态、老爷作风又会死灰复燃。几千年来,官僚们正是把老百姓把最基本的劳动群众看成最卑贱最无用的弱势群体,认为他们与自己有天壤之别,什么谦虚、什么谨慎、什么戒骄戒躁,用在他们身上,只能让人笑掉大牙。同僚之间谦虚谦虚,谨慎谨慎,就已十分难得,说他德高望众也不为过,说不准还会流芳百世。对老百姓对最下贱的低能的劳动者谦虚谨慎,那是天方夜谭,那能对国家对社会有多大的用处?笑话。因而最基本的劳动群众无论什么样的呼声,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要上层统治者接受或解决比登天还难。在他们看来,值得重视的倒是:库房里的钱是不是多了起来,精英们的意见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之类。库房里的钱多了起来,精英们拥护,精英们阔绰起来,则盛世空前,伟业已成。对于那些最基本的劳动者怎么样,那是无须考虑的。穷就穷吧,反正他们也没有发言权,就是发言又能怎么样?有精英们护着、捧着,还怕他们翻天不成?如果这也是共产党人的执政目标,共产党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时期,哪一个时期不是包括官僚们在内的精英们掌握着社会的财富?如果有了那么一批富翁,有了那么一个实力雄厚的富裕阶层,就飘飘然,就伟业已成。那夏商以来,中国就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象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早就是社会主义了。而且,当今的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比我们可要高的多,那些政权就不是共产党执政。请问,共产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一味的依靠富人依靠精英们只会导致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他们之手,共产党只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越走越远,只会变成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英国的工党保守党之类的政党。其掌握的政权最终将演变为富人精英们的政权。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尤其是作为一个执政的党,要避免自己变成这样的政党,要真正地为人民谋求解放与幸福,面对人民群众,面对最基本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就不能有丝毫的骄傲自满之心,要去认识他们的实践,把他们的实践当作自己实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去分析和解决他们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要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绝不能舍弃自己赖以产生、发展、壮大的最基本的劳动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真谛就隐藏于被一贯认为卑贱的无用的最基本的劳动群众当中。共产党人要善于从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正确的思想理论,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不重视群众的实践活动,就不能不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能不倾听群众的呼声。认为自己不可一世,见了群众就摆架子摆资格,对群众的意见充耳不闻,对群众的呼声嗤之以鼻,对群众的困难视而不见,眼里根本没有群众。这种共产党人从来就没有想过作为共产党人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需是对人民群众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倒是见了富翁们就眉开眼笑,点头哈腰,对他们言听计从,一副很谦虚的样子。那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共产党人?那只能是几千年官僚作风的翻版,其代表的服务的真正对象只能是富人老爷们。其实,这种人的灵魂早就被富人勾去了,他们早就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共产党人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必须是对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最基本的劳动者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保证有这样一个清醒的政治头脑,始终保持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形成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

  三.“言”与“行”、“名”与“实”的高度一致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所倡导的“两个务必”的“行” 与“实”贯穿着毛泽东时代的始终,正是因为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一贯把“两个务必”的思想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落实到革命与建设的实际实践中去,才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树立了中国共产党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高大形象,艰苦奋斗的高大形象,才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光辉形象。

  毛泽东一生最反对言行不一,一贯反对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作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更是这样。他创立了完整的思想建党的理论,但他从来没有把思想建党局限于理论研究范围之内,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靠的实际行动进行思想建党,特别是创造了整风建党这一伟大的思想建党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改造,从而从根本上在全党实现了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培养共产主义战士是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的旗帜,在实践中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确实扎根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教育领域,并产生了象焦裕禄、王进喜、雷锋那样的许许多多的共产主义战士。就是孔繁森、牛玉儒也不能不是这样的思想培育出来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以共产主义的实际行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无论在革命还是建设过程中,毛泽东自始至终就是这样来塑造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在“言”与“行”、“名”与“实”的一致与否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在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行动当中。这跟其它的时期是有非常显著区别的。

  毛泽东在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整个过程中,极端重视“言”与“行”、“名”与“实”的问题,他完全是按照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来改造中国共产党,并改造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党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同样极其珍视。并在人民政权成立的前夜郑重地在党的全会上及时敲响了必须坚持“两个务必”的警钟,与全党共勉。紧接着,党中央迁往北京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面对胜利毛泽东没有志得意满,而是头脑清醒、深谋远虑,告诫全党冷静面对执政掌权的考验,新的更艰巨任务的考验,防止骄傲自满、贪图安逸享受、腐化堕落现象的发生。毛泽东熟谙历史,对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李自成的历史教训,格外重视,再次提醒全党必须坚持“两个务必”。人民政权成立以后,毛泽东以不同的方式一再警示全党必须把“两个务必”作为自己实际行为的日常准则。并确立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教育全党全国人民要通过艰苦奋斗,通过勤俭节约,克服一切困难,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于变成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行为起了极大的导向作用,在以后长期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人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坚决推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没有因为变成了当权者就高高在上、志满意得,就抛弃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是真正的保持了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甘苦与共的血肉深情。到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已是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革命时期在革命群众中树立起来的形象,已是建设时期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留给全国人民的形象与后来形成的腐败形象恰恰完全相反。一些人把毛泽东所推行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治国方略描绘成贫穷的社会主义,这是完全不公正的。那是对毛泽东领导整整一代人的艰苦奋斗的恶毒否定。而正是因为当时那个完全正确的治国方略,在只有短暂而有限的外援的条件下,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短短的二十几年走完了资本主义强国花了几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并成为当时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拥有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国家。毛泽东要求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不能骄傲自满、贪图享受,不能腐化堕落、蜕化变质。同时,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革命干部率先做出表率,始终保持着革命时期所养成的优良作风,从不为党或任何个人任何家庭谋取私利。在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中间,无所谓特殊,无所谓富贵,所拥有的只是同全国人民一道排除一切困难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勇气和决心。所以有大庆油田、红旗渠那样惊天动地的伟业,所以有改造海河、大兴水利、改造梯田的改天换地的精神,所以有我们的工业从近似凤毛麟角到遍及全国、从仅能生产面粉之类到爆炸原子弹、放飞卫星的飞跃。所以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创立了一个时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劫匪盗贼;没有卖淫嫖娼:没有吸毒贩毒;没有瘟疫传染病;没有懒汉二流子;真正实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等等。虽然那个时代也有它的缺点与错误,但是,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劫匪盗贼、没有卖淫嫖娼、没有吸毒贩毒、夜不闭户那样的社会局面确实存在于那样一个时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有谁敢说当今也没有剥削压迫、贪官污吏、劫匪盗贼、卖淫嫖娼、吸毒贩毒?以前,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没有。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其少见的。那不是因为不承认、不宣传或任意丑化就不存在的一个时期。历史是公正的,历史的真相是永远都会存在的。那样一个社会局面的出现,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一贯保持了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的一切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结果,是“言”与“行”、“名”与“实”的高度一致的真实写照,是实实在在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言”与“行”、“名”与“实”的高度一致是马克思主义对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如果你是一个“言”与“行”、“名”与“实”高度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那么,它的行动必然是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革命和建设目标而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的“言”与“行”、“名”与“实”的高度一致,就是不但其名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其头脑其思想内容也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而其行动完全是为着消灭剥削与压迫的社会而努力,并为建立建设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而奋斗不止。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丝毫也不能动摇的奋斗目标。有了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就实现了“行”与“实”同“言”与“名”的高度一致。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展开与深入发展,在这个政党的身上就会集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需要的一切优良的革命精神与革命作风。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出现的“三大作风”与“两个务必”就是这样的革命精神与革命作风的生动体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行动的完美结合,是空前一致的“言”与“行”、“名”与“实”的完美结合。

  四.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务必”是兼备“三大作风”的“两个务必”,要始终坚持兼备“三大作风”的“两个务必”,就必须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只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才能真正做到“两个务必”。如果不是真正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就没有“三大作风”,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两个务必”。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思想理论,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用实际的行动确保自己永远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两个务必”是确保共产党永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也是确保一个共产党政权不被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所演化的强大思想武器。只要共产党人在实际的实践中坚定不移的坚持以“两个务必”的思想理论来武装自己的思想头脑,并以此严格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让自己永不腐化堕落,就会自觉抵制任何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就会永远保证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质特色。面对这样的共产党人,就是任何形式的和平演变也无能为力,任何形式的和平演变都只有失败。我们的共产党就永远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的政权就永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方面,始终坚持“两个务必”,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思想头脑,始终保持自己作为共产党人的本色,防止自己蜕化变质,防止自己蜕化成资产阶级政党。“两个务必”是共产党人防止自己蜕化演变的强大思想武器。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党性的为数不多。就其基本情况来看,一方面是这些无产阶级政党自己的蜕化变质,自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或变成资产阶级政党,或解散;再则是经不起资产阶级的种种诱惑,被资产阶级拉下了水。因此,防止共产党人自身的蜕化变质及预防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是共产党人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对于一切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讲,党都变了,党都没有了,还能谈论其他任何的无产阶级事业吗?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革命政党的保证,其它任何的事业只能空谈,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一切事业的核心力量。离开了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的天空就只有坍塌之一途。而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而且必须始终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着自己的思想头脑。否则,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或者正在蜕化成其它阶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武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就无所谓无产阶级政党。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置之宇宙而发出宏大之声的精辟论断。要保证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千秋万代,就必须有一个始终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敲响的长鸣警钟,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全党自始至终自觉地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因此,毛泽东不仅在革命时期高度重视党的马克思主义武装问题,而且在革命胜利后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问题。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一直警钟长鸣,他高度重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在毛泽东思想看来,思想武装是共产党人的一个永恒的课题。从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带着民主革命的目标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执政的党,要让全党接受社会主义事业,首先在党内都还有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并且,随着全国政权的掌握,党的地方组织在各地的建立,许多新鲜的血液流了进来,对于他们,思想武装才刚刚开始。同时,全党全国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也决不可能在刚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全面树立起来了。特别是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政治领域的胜利,在思想领域的革命才刚刚开始。要全国人民抛弃几千年来的思想意识的糟粕,重新确立一种全新的思想意识,不能不经过一个很长时期的思想改造。那种认为制度变革的完成思想变革也随之完成的观点,决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观点。而这种思想领域的全新变革,又只有也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要完成这样的改造,共产党人又不能不首先完成自身的彻底改造。因此,毛泽东认为对共产党人的思想武装一刻也不能放松。共产党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就会成为别的思想的俘虏。所以,毛泽东在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思想建党贯穿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整个历史时期,并创造和长期运用整风建党这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方式,去实现思想建党的伟大目标。正是因为长时期的思想建党的伟大实践,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并产生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乐于艰苦奋斗的作风。革命胜利以后,正是因为一如既往地继续思想建党的实践,才继续保持了革命时期的“三大作风”,并继续保持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乐于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保持了自己是一个代表工人阶级为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服务的政党的性质。尽管在实际的实践过程中出现过因过分追求思想改造而出现的“左”的错误,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之所以集中并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系列其它一切政党都无法具备的优良作风,正是思想建党的伟大硕果。

  凡是从根本上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思想头脑的无产阶级政党,必然产生“三大作风”那样的优良作风,必然产生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离开了思想建党,或只是口头上的思想建党,必然丢掉那些优良作风,甚至产生完全相反的作风。如果那些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作风在共产党人身上再也找不到,能够见到的倒是一副功臣的派头,一副官僚的气息,一副贪图享乐的架势,或者直接坠入腐败的深渊,只能说明你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正在蜕化变质,正在走向反面。其最终结果是根本地改变党的性质及其宗旨,变成有钱人的党并为有钱人服务。要保持这些优良的作风,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忠告,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武装,不能走许许多多其它无产阶级政党的老路——蜕化成其它政党或直接演变为资产阶级政党。“两个务必”是共产党人完全彻底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思想头脑的基本保证,而不是口头上的思想建党。思想武装更需要完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其真实性,也就是你所体现出来的实际行动必须是思想与实际的符合,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对群众呼声完全认真的态度,并谦虚地接受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勇于承认、批评并改正自己的一切错误,等等,以切切实实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来保证你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真实性与彻底性。

  这样的作风与腐化享乐、傲气十足的官僚气息是完全不兼容的两种作风。坚持“两个务必”,就是要同贪污腐败同官僚主义果断坚决而又完全彻底的斗争,就是要同贪污腐败同官僚主义彻底地决裂。这样的决裂是共产党人的本性所在,是共产党人的必须,也是共产党人永存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贪污腐败与官僚主义是关系共产党组织生死存亡的一个根本问题。只有同贪污腐败同官僚主义彻底地决裂,共产党人所必须具备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长久保持下去。如果不能同贪污腐败同官僚主义彻底地决裂,奢谈“两个务必”,就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哄哄老百姓而已。不论是在领导中国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从来没有丝毫的妥协,始终如一高度重视这样一个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毛泽东不仅一生清正廉洁率先垂范,而且,充分相信群众,放手群众监督,让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到反腐败斗争的洪流中来。一有腐败现象官僚主义现象出现,就立即主动认真地配合人民群众彻底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时期,无论是处理瑞金时期于都的一个集团贪污案,还是延安时期的肖玉壁案黄克功案,以及新中国时期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三反” 、“五反”运动等等,无一不果断、不坚决、不彻底。不过,这并不完全是毛泽东思想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决定因素,其另一个起决定意义的因素还在于我们一再强调的从思想上完全彻底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头脑,并配之以整党整风,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等等,不让腐朽没落的剥削思想侵蚀共产党人的肌体,在思想领域筑起拒腐防变的钢铁长城。在毛泽东思想领域,由于这样的根治腐败的基本思想的实践,在整个毛泽东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能保持自己是人民群众的党,人民政权始终是人民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一切优良传统与作风始终能够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下来,创立了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清正廉明时期。

  腐败问题是一个及其严重的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生死攸关的问题。腐则必败,腐则必亡。你这个政党,你这个政权,你这个社会,无论有过多么辉煌灿烂的历史,无论多么强大,一旦染上此疾,就必定衰落。如果你已经深陷于此疾之中,又无以挽救,必定灭亡。一个王朝、一个历史阶段、一个社会形态已经完全腐朽还能保其性命的记录,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中国的也好,世界的也好,只要哪一个王朝、哪一种政治已经完全腐朽了,即使最跛脚的算命先生屈指一算,也就明白其寿数已尽。其中就理也无需多言。从古老的埃及帝国到古老的中华帝国,从夏桀到蒋介石,其间的王朝不知有几千几万,也不知有多少曾经辉煌一时,盛极一时,但是都毫无例外地死去了。中国的秦始皇可谓中华民族的奠基人(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的经济文化政策),他估计他秦朝的天下要历经万代,但却倾覆于其不孝之子之手。宋朝赵家的天下几乎从来就腐朽,也无耻地宣称“万万年”,结果以其丰富的统治经验和无耻的偏安,也不过创下了最腐朽王朝的一个记录。

  在社会生产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一切社会历史活动的创造者。按照人民创造历史的本质要求,一切的政治活动都在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创造。但是,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从经济上剥夺社会生产、社会生产者的财富,割占社会发展的经济因素,在政治上往往是不断走向腐败,政治腐败是通常的现象。一般地讲,政治腐败的过程就是政治活动与社会生产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况客观要求相分离、相违背的客观趋势及展开过程,就是政治力量同社会生产者敌对化的客观趋势和内在体现,并最终完全地分离和敌对。这样的政治必将是:其全部的政治活动必然走向全面腐朽与全面反动,一切腐朽的官僚作风,一切腐朽的政治关系网等腐朽的政治现象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切的社会创造都将被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服从其腐朽的活动,一切的政治活动将只能是对社会的破坏。政治的全面腐朽势必造成社会的全面倒退。虽然在其初始阶段也可能盛极一时,造成虚假繁荣,但是,全面腐朽的时期一经到来,惊人的衰落与倒退也就不可避免。在全面腐朽到来的时期,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既不能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也不能用于服务社会生产、社会发展,生产状况、生活状况只会变得更加恶劣。其结果是:劳动人民必然生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必然遭到极大的破坏,并进一步极其严重地丧失其社会创造的基本条件,最终不得不进行政治大革命,才能重新恢复社会的创造,才能重新促进社会的发展。

  腐败政治对于任何一个具体政权来讲,它都是致命的。因为它给这个政权带来的只有必须灭亡的结果。但是,它对于整个剥削政治来讲,却是有益的,也是必须的。一方面,因为一个王朝结束了,另一个王朝才能上台;一个剥削集团结束了,另一个剥削集团才有机会取而代之;一个剥削阶级的政治结束了,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才会开始,因而腐败政治对整个剥削阶级是有益的。另一方面,腐败政治依靠对社会生产社会财富无偿占有而存在,这跟剥削阶级生存之道是根本一致的,只要腐败政治存在,剥削阶级就不会有被消灭的忧虑。因而腐败政治对剥削政治的存在又是必须的。

  只有当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人掌握政权之后,腐败政治才有结束的可能。因为,只有这部分从劳动群众自己营垒中走出来的政治力量才可能真正实施劳动群众对于政治活动的企盼,从根本上从腐败政治的怪圈中跳出来,把一切的政治活动都集中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创造。因为来自于劳动群众,与劳动群众没有任何形式的不同利益,劳动群众所企盼的政治局面就是自己的政治目标,共产党人就是要营造一个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清正廉明的政治环境,以便能够集中全力服务于社会生产与社会发展。只要从劳动人民队伍中直接走上政治舞台的这部分力量自始至终根本地代表最广大的劳动者,其一切的政治活动就会同贪污腐败同官僚主义彻底地决裂,就会围绕着劳动创造世界所需要的政治服务于社会生产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地展开。虽然它也会因为经验的不足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并带来对社会生产社会发展的破坏,但它终将创造一个完全服务于且完全有利于社会生产社会发展的政治局面。

  按照客观的要求,社会生产保证了政治活动的存在与发展,政治活动就应该与社会生产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况客观要求一致,同社会生产者保持高度的一致;从政治的本质属性来看,政治活动本身的全部内容也应该是服从于社会生产、社会发展、社会生产者;从掌握政权的共产党人来看,作为劳动者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讲,与过去一切与腐败总是无法分割的政治活动完全相反,它的一切活动都应该是社会创造社会发展的组织活动。因而,共产党人应当从一开始就切断与腐败与官僚主义的联系,以全新的政治面貌展现在劳动者的面前。毛泽东所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和他所缔造的人民政权就是始终以这样的面貌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忠告,就是要确保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一个清正廉明的真正的人民政权,彻底绝缘于腐败的人民政权。毛泽东关于根治腐败的思想的实践证明:只要保持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完全能够彻底地解决腐败问题

  腐败政治于对人民政权只会造成致命的破坏,搞腐败就是在消灭人民政权。因为,一个人民政权的结束不可能产生另外一个人民政权,没有剥削政权的结束,就意味着重新回到剥削政权之中。人民政权来之不易,经过数千年的斗争历程,积累数千年的斗争经验,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人民才第一次在革命最后胜利的基础之上建立并巩固了自己的政权。政治活动才有可能以其全部的活动服务于社会生产社会发展。只有这样,才实现了政治的本质功能和人民创造历史的功能的最完备的结合。一切政治活动,从本质上讲,它必须服务于社会生产、社会生产者,它的一切活动都在于社会创造社会发展的组织活动,从而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然而,如果为人民掌握政权的领导集团―共产党人不能划清与腐败政治的界限,或者深陷其中。这实际上就与腐败政治必然联系的剥削思想、剥削活动结合起来,领导集团就会逐步地演化成为剥削集团。这样的共产党不再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共产党,不再是劳动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政治活动也会转变成剥削阶级的政治活动,政权也就转变为剥削性质的政权,社会就要重新回到剥削社会的老路上去。

  对于这个结论,有人会不同意,认为这是危言耸听,这是对共产党人,尤其是共产党的干部队伍的污蔑。其实不然,那种与贪污、腐化必然地结合在一起的统治集团,不能是别的集团,只能是剥削阶级的统治集团。因为,搞政治享受,搞政治挥霍,搞政治腐化,是共产党人干的吗?如果是,那么你又是代表谁呢?代表劳动人民吗?为什么要占有不应该占有的那部分劳动人民的创造?为什么要挥霍本应该用于社会发展社会创造的那部分社会财富?难道是共产党人的本性如此?难道是共产党人在掌握政权之后,本性应该变得如此?如果你是一个共产党人,你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或领袖,为什么与腐化、挥霍结合在一起呢?这是从什么情况、什么立场,从什么条件出发呢?你们不是通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吗?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毫无疑问,一切为贪污、腐化进行辩护的言论,都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之上的言论,一切掩盖、维护和纵容贪污、腐化的活动,都是转向剥削阶级、剥削统治的活动;一切进行贪污、腐化的活动,都是在进行消灭人民政权的活动。为人民掌握政权的共产党人,特别是他的干部队伍,不能与腐败现象腐败政治联系在一起。搞腐败就是要消灭人民政权。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腐败问题本已是毛泽东时期根本解决了的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应该引起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应该是花大力气根治的时候了。根治腐败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不能只停留在制度、研究、报告领域。腐败问题完全能够彻底地得到解决。至少有十亿双眼睛盯着中国共产党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胡锦涛在十七大强调腐败与党火不相容,“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说明党已经开始高度重视这一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十多亿双眼睛正等着“坚决惩治”的行动的来临。根治腐败就是真正的坚持“两个务必”,就是在防止自己蜕化变质。不能根治腐败,只能说明你在糖弹面前软弱无力。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你就是在消灭人民政权。这个六十年前的判决书就要送到你的手中。

  共产党能够根治腐败,共产党也应该根治腐败,共产党也曾经根治过腐败。你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你就应该彻底地根治腐败。只有彻底地根治了腐败,才能证明共产党停止了消灭人民政权的活动,也只有彻底地根治了腐败,才能证明你在有效地防止自己蜕化变质,才能证明你是真正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武装,真正的坚持了“两个务必”,坚持了共产党人的一切优良传统和作风,才能证明你的的确确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思想又是反和平演变的锐利武器。在毛泽东思想领域,反和平演变与反腐败是根本一致的问题。根治腐败,始终坚持“两个务必”,是防止和平演变的极端重要的斗争实践。能否根治腐败,能否坚持“两个务必”,是关系反和平演变斗争实践胜败的关键所在,因而也是关系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大事。

  在毛泽东思想领域,之所以反腐败与反和平演变是根本一致的问题,是因为腐败问题与和平演变问题这两者之间极为紧密的联系。和平演变仅仅是当代帝国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提出和实施的,反和平演变是专指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反击。与反和平演变并行的反腐败就专指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腐败问题。与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腐败问题存在着必然联系的是而且仅仅是剥削、剥削思想、剥削者。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问题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该国家重新倒退到剥削社会中去。和平演变的唯一目的是在于把社会主义国家重新拉回剥削社会的大家庭。剥削、剥削思想、剥削者就成为二者的共同之点,两者的结果都在于把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腐败政治的出发点在于利用政治权利和手中掌握着社会财富的方便剥夺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国家,当这种腐败政治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就会形成比资产阶级更贪婪更无耻的政治剥削集团。这是构成最终恢复资本主义的力量基础,它在一定条件下就能完成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演变。

  这种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程,它直接的赤裸裸的表现形式是政治腐败。制造这种腐败政治的官僚集团就是新兴的剥削阶级的基本力量(他们最危险的就在于他们手中掌握着政治权利)。当他们这种政治腐败及其官僚集团与生产结合起来,才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正式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这是一种从政治贪污到经济关系的过程。这种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无产阶级国家有意识地保留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有根本区别的。从根本上讲,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程度的需要,根据社会发展程度的需要而决定的,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过的东西,它去掉了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危害人民的东西,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那种同政治相结合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它是政治力量即腐化后的官僚集团部分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这种从政治到经济的过程,有其先天的缺陷和危险性。首先,这种力量只是一种政治力量,没有它的广泛的阶级群众。它是一种孤立的集团或一小撮力量,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展开认真的彻底的反腐败工作,那它就无藏身之地,也没有还手之力。因此,其先天的缺陷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种现象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也存在着致命的危险性。因为,它本身如果没遇到多少阻力,即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或没有认真的反腐败工作,它将实现向资本主义转化之目的。另一方面,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顶住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演变,即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攻击而放弃或不认真展开反腐败的工作,那么它就可以借助和平演变来弥补其先天不足,从而实现其转化的目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腐败政治不论是从客观方面,还是从主观方面,直接地还是间接地都是与和平演变相配合的。对于和平演变来说,腐败现象是再好不过的土壤。资本主义国家要把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实质上就是把剥削的种子重新回播到剥削已经被消灭的土地上。只要二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就很容易达到他们的目的。

  要实现和平演变,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的腐败。面对社会主义,和平演变本来无处生根、立足。因为,剥削、压迫枷锁的解除是劳动人民的本愿和一致努力的结果,共产党是劳动人民自己的组织,在消灭剥削和压迫之后,建立的是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政治经济关系。在这里,应该没有那种种子生根发芽的土壤。然而,苏联和东欧一系列共产党政权的倒塌,却无可辩驳的证明:和平演变不但在共产党国家里生根、发芽,而且硕果累累。为着向资本主义演变,它在这些国家准备了: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转向资本主义的力量,并且,基本的是政治力量,这部分力量生产于共产党队伍本身,尤其是干部队伍;他们骗取了劳动人民主要地对于这个演变的支持或保持沉默,等等。苏联和东欧的演变,从实质方面来看,在完成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演变是其成功之道,而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演变,特别是干部队伍的腐化变质为和平演变提供了成功的实践原型,是演变成功的核心所在。腐败分子的那种贪污腐化活动、腐朽的官僚作风、生活作风的思想原型实质上是资本主义腐朽的剥削思想的体现,其行动性质属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性质。如果共产党的干部队伍没有及时发现和对他们足够的重视,没有认真地正确地处理,他们会逐步汇集成一股力量,形成一股暗流,不知不觉地把共产党的领导队伍转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团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和平演变要打开局面,要发展,只有首先依靠腐败分子。因为,他们的根本目标的一致性,腐败分子最能迅速地接受和平演变的诱惑,他们随时都准备着进入和平演变的大门。只要有腐败分子的地方,演变活动都有其立足之地,都有其生长的土壤。对于那些思想表现不纯的人、丧失了革命热情的人、争名夺利的人的演化,也需要腐败分子的诱导和支持。依靠共产党尤其是干部队伍的腐败分子是实现和平演变的必由之路;让共产党的政治演化成腐败政治是其成功的根本政治保障。因为,实现了这个演化,就基本上实现了共产党的干部队伍的阶级思想和阶级性质的演化。直至最后,一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会被视为极左的东西而加以抛弃,甚至当作最反动的思想来批判,这样的干部队伍早就变成了阶级演变的中坚力量。这样,就为颠覆共产党政权准备了最后的思想条件和中坚力量,从而实现其和平演变的阴谋。那种把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倒塌归结为斯大林体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试想,如果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没有领导阶层的腐败,没有领导阶层本身的蜕化变质,还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阶层,既然是斯大林体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了,结束的就只是斯大林体制,而不是人民的政权,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但是,他们消灭了人民政权,消灭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消灭了共产党本身。恰恰一点也无法掩盖的是复辟后的统治集团昨天还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更有趣的是大部分还没来得及脱掉那层外衣,就开始向资产阶级宣誓效忠。那种归结为斯大林体制的观点完全掩盖了和平演变的核心所在,那是在为统治阶层的蜕化变质打掩护,是在为政治腐败提供理论依据。和平演变只有依靠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阶层的腐败与蜕化变质才能实现。

  相反,不完成对共产党的干部队伍的演变,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就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即使也会有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时候,但通过自身的纠正,将促使整个共产党人更加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更加坚定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个队伍的思想内容。不完成对它的演变,即使同人民群众没有密切联系的党组织,或者一度脱离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都将坚定不移地同人民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于这点没有别的奥妙,只因为这个队伍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来自于劳动人民的。不完成对它的演变,这个队伍将最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劳动人民一道找到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正确道路,从而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不完成对这个队伍的演变,其它一切演变成果都是不能巩固的,腐败分子也将最终因为孤立无援而被消灭。和平演变的核心目标是把共产党的干部队伍演变成资产阶级的代理集团,其主要的精力主要的活动都集中于这个核心目标。只要完成了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演变,这个队伍就会主动地把政权的性质改变过来,由原来根本地代表无产阶级、代表劳动人民转向于根本代表资产阶级,到最后宣布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束就只是个时间和形式的问题了。

  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我们就获得了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共产党政权的倒塌是完成其演变的核心所在,而完成对这个核心问题的演变的突破口和根本所在,是建立在这个政权的腐败问题之上,即是建立在共产党的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之上。当代,之所以资本主义能够对社会主义国家完成演变,是因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存在着政治的腐败现象这一客观的同一。这实质上就是现实的共产党政权同资本主义政党的政权一样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就在于掌握政权的共产党人的一部分或基本的部分(演变完成前夕)坠入了贪污、腐化、腐朽的官僚主义深渊,成为了实际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力量。
和平演变要取得成功,其根本的方面就在于求得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基本组成部分与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成部分的一致性或基本的一致。在共产党的领导队伍之中,代表腐败政治的那部分力量及其相应的腐败政治的客观要求和客观趋势是在于把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就在于依靠、利用和推动存在于共产党政权之中的腐败问题来实现其演变。其一切活动一切努力都在于实现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根本演化,从而实现政治性质、国家性质、社会性质的根本演变。
在演变的过程中,腐败政治是和平演变的活动平台,腐败力量是演变活动的直接承担者、组织者、执行者,是和平演变的基本力量,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思想是腐败力量的指导思想,他们的活动是演变的直接行动。腐败力量是从共产党政权内部来实现国家的转变,他们的活动过程是一种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程。和平演变是从外部来促进共产党政权的转变,是一种从外部用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的过程,是一种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程。腐败现象、腐败力量、腐败政治是这种活动生根、开花、结果的根本所在。在演变的过程中,腐败政治和和平演变的展开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过程。虽然二者处于两个根本对立的世界,但二者的根本思想、根本行动是一致的,他们的相互配合、相互呼应又在于相互弥补自身的缺陷。二者的行动必将以合流的形式出现,其行动的终点是在于把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

  毛泽东一生非常重视防止和反对共产党人腐败,非常重视建设一个清正廉明的政府。在毛泽东看来,腐败力量搞腐败政治就是搞和平演变。当他们已经干着腐败政治的勾当,不能有他们的思想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共产党队伍里的腐败活动就是和平演变的具体行动。和平演变要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就在于必须完成对共产党队伍本身的腐化。只要从根本上防止了共产党队伍本身的腐化,和平演变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注意腐败问题渗透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无时无刻不在警惕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而蜕化变质。他所一贯坚持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武装,必须坚定劳动人民的观点、立场,必须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就是要根除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向腐败政治发展的思想根源,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在思想上为建设清正廉明的政治保持高度的一致。他所一贯强调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廉洁奉公,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时刻刻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是要杜绝中国共产党人的干部队伍向腐败政治发展的一切行动,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在行动上为建设清正廉明的政治保持高度的一致。这样,共产党的队伍就没有能够被演化成资产阶级队伍的道理,共产党的政治也就没有被演化成资产阶级政治的道理。说到底就是:毛泽东一贯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党人的政治腐败,就是要共产党人的政治活动根本地建立在清正廉明的基础之上,就是要和平演变没有成功的可能。毛泽东所一贯推行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一贯要求的“三大作风”、一贯强调的“两个务必”的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就在于此。

  五.所以,坚持“两个务必”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它是证明并确保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从而保证人民政权永远是人民的政权。只有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及其无产阶级性质,只有保证了人民政权永远是人民的政权,一切人民的利益才会有根本的保障,才会有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从“两个务必”的理论内涵来看,还是从中国共产党真正践行“两个务必”的整个过程来看,只有兼备“三大作风”,尤其是真正地使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才会有中国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才会有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作风。而又只有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基础之上,才会产生“三大作风”。如果思想不纯,有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思想存在,就会抛弃“三大作风”,就会抛弃“两个务必”,就要搞腐败搞官僚主义的那一套。就不能不真正地解决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问题。只有真正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问题,“三大作风”与“两个务必”才会重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反过来,如果你确实继续保持了“三大作风”的优良传统,在继续坚持“两个务必”,它又会促使你在思想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不断深入不断发展,从而确保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问题,在毛泽东思想领域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和极其完美地实践。这是完全不应该丢掉的。只有经常认真的进行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才会有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的马列主义思想。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还是在强调思想武装问题,但是,在实际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思想基本不提了,马列主义也基本不提了,基本地剩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武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头脑,就是在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头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旗帜,并用它武装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头脑,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须的。然而,只讲或基本只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讲或少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完全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建立发展起来的,马列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又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引下才成为了一个伟大正确的马列主义政党。没有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中国共产党的今天。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怎么能淡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一方面是基本不提,另一方面,在实际的宣传过程中,又基本地只谈毛泽东的错误,开始的定义是毛泽东的晚年是完全错误的,到现在已经有舆论提出毛泽东的错误应该从建国后开始清算,因为他建国以后就没干一件好事。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采用极其卑劣的手段任意践踏,好像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也任由这样的践踏自由发展。现在的年青人大多接受的也是要他们牢记毛泽东错误的宣传。这样一来,给人们的映象是毛泽东只有错误,毛泽东思想也是错误的,或者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了,毛泽东关于建党的科学思想及其科学的实践更是把它藏进了“博物馆”,仅供研究人员查阅;好像马克思主义也过时了,也不用学了,只学中特体系即可。因此,一些马克思主义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也可以改变。下面这几个问题就足以说明这一变化有多么的严重:第一,关于消灭私有制的问题。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主义最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从她诞生之时开始,就宣告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之一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无论思想怎么解放,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丝毫也不能动摇“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建设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社会的革命目标。如果说消灭私有制是错误的,那么无产阶级革命根本就不该发生。不仅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错误的,就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是反动的,不该发生。第二,关于改革问题。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改革,毛泽东思想也不否认改革。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人民政权更加具有活力,更加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我们的改革面前,公有经济变得毫无竞争能力,什么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纷纷倒闭,甚至一元钱就可卖掉一个企业,似乎一改革,公有制经济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是处,难道社会主义只有走私有经济一条路?搞私有化这种奴隶制时期奴隶主就早已玩贯了的把戏,在今天却成了稀世珍宝,却成为了伟大的思想解放,伟大的理论创新。而在当代的马克思那里,讨论姓“公”姓“私”的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只要是“为了中国”,就是为了社会主义。在这里,如果再坚持消灭私有制不动摇,那就是教条主义了。这种条件下,你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好,还是坚持教条主义好?难道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从消灭私有制发展到保存并推行私有制的程度?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第三,关于解放思想的问题。无产阶级政党的解放思想,应该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让共产党人从一切旧的剥削思想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从一切错误的思想桎梏下解放出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之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只有首先认真地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极其深刻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真正树立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谈得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在那种根本就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连提及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都显得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怎么谈得上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怎么谈得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怎么谈得上那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如果说谈得上,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天才。因为天才不需要学习,天生就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所以,天才对于思想解放不需要任何理由,他的解放思想天生就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天生就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第四,关于资本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似乎现代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已无什么差别,更无思想意识的不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已经趋于同一。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已完全没有必要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教育,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因而当前出现的“拥毛派”与“改革派”之争、“普世派”与“反普派”之争纯属无聊之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已经趋于同一,还去“拥毛”,还去“反普”,纯粹僵化的教条主义思维。极左分子想翻天了,想复辟了。

  几十年来,在实际的实践中,我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我们不再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结果呢?处理了陈希同,又出了胡长清;处理了成克杰,又出了田凤山。可是,还有李希同、王凤山没有处理。我想说,腐败分子,老百姓一脚就可踹出一大串。可能会遭到反驳:“你那又是在散布不和谐的言论。”可是,老百姓最需要的共产党人的“三大作风”,我们到那里去找?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又到那里去找?腐败问题是一个与共产党队伍“水火不容”的根本问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失败。其实,这里的失败,也似乎并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的确,在实践中,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与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理论达到这个高度,决不能冒充实践也达到了这个高度。理论没有问题,就只能说明在实践过程中出了问题,要么这个理论无法实践操作,要么就是其实践过程根本的就是在走过场。从其推行的整个过程来看,可以说,这个理论从它创立的那一天开始,就没有在中国共产党队伍之中认认真真地推行过,哪怕只是认认真真的一天。过不了实践关的理论最终将被实践证明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里,腐败问题这一不争的事实充当了一票否决的角色。有了好的认识,又不去付诸行动,等于没有这样的认识;在实际的实践中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只能造成共产党人的思想越来越远离马克思主义,最终,头脑里灌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不为怪,搞贪污、搞腐败、搞官僚主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也就没有了“三大作风”、“两个务必”的踪影。要完成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需要有一个在实际的实践中认真落实的实实在在的过程。你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仅仅是口头上的一种宣传,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只有真正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三大作风”与“两个务必”才会回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实际的生活当中。也只有“三大作风”与“两个务必”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才会不断地使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思想头脑,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域,似乎还从来没有人从理论上公开否定“三大作风”与“两个务必”,也还从来没有人从理论上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但是,已有不少人脑袋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少,不少的人已经用实际的行动否定了“三大作风”与“两个务必”。 因而,在他们那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少数人服务,变成了全心全意为自己为家庭为家族服务。这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是背道而驰的,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贯强调共产党人必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继续保持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养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才能以全部的行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建设好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要保证自己永远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组织,要确保人民的江山坚不可摧,要确保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就必须始终如一地坚定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就必须一如既往地保持“三大作风”,就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



﹡ 新基尼系数理论即“二元基尼系数”理论。基尼系数本来是为了反映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的,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5,而国际警戒线是0.4,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中国当代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成功的抛出“二元基尼系数”理论。厉以宁先生对国际通行的基尼系数的计算方式加以变通,把城市与农村分开计算,城市算城市的基尼系数,农村算农村的基尼系数,然后加起来平均这就是“二元基尼系数”,结果通过计算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才0.3多一点,离国际警戒线还差的远,所以中国是没有贫富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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